中级经济师预约约束

一、相关金融发展理论中对行为的不同认识

早期的金融抑制论强调，经济中的协调问题应通过以市场为基础的制度加以解决，货币金融政策应以减少对金融部门干预，发挥市场机制在决定均衡利率、汇率以及调配资源等方面的作用为核心。的职能仅在于公共品的供给及维持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不应该直接干预金融发展，否则，金融抑制必然扭曲价格机制，降低资源配置效率。

金融约束论则类似于“国家推动发展论”，这种理论的实质是一种对金融发展的选择性干预行为，通过存款、市场准入限制和稳定的宏观政策等一整套经济金融政策使银行部门因“特许权价值”而获得租金。政策上，金融约束论更强调干预的重要作用，认为选择性的干预有助于而不是阻碍了金融发展。

对比两种观点，争论之处仅在于市场和作用的范围。两种理论都把市场和看作是一种相互替代的组织，只不过金融抑制论认为，只能替代市场很小的一部分，而金融约束论则强调，能在较大程度上替代市场。由于金融约束论契合了我国金融干预的实际和我国历史上金融抑制的固有传统，一直为我国所推崇。

金融市场虽然在动员和分配资金以及分散风险上效率很高，但是，金融的运行有其特殊性，金融市场上存在着形式多样的市场失灵而具有不稳定性，因此，对金融发展一定的干预是必要的，放任金融市场的自由竞争不但不能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反而使金融市场更为混乱和动荡。出于对作用认识的发展，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不少国家为了消除金融抑制而推行了金融约束的过渡政策。

但是在金融约束政策实践中，管制行为扭曲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行为往往走向了另一个方向。一方面作为金融机构的所有者希望通过控制金融资源可以产生巨额收益，另一方面作为整个宏观经济的调控者，又希望经济可以快速健康的发展，双重角色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金融约束往往蜕变为金融干预，严格的金融约束与金融抑制政策中的行为特征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在经济转轨过程中，金融约束政策导致了国有金融垄断的格局，金融发展的作用被弱化，而强势对增长的作用明显。为了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获得巨大的货币化收益，对处于垄断地位的金融体系进行控制便成了自然而然的选择。因此，改革初期，一方面主动推动金融产权形式的扩展，表现为金融机构的大量增加；另一方面能够有效地控制金融安排与活动并获取收益。但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货币市场本性的回归程度提高，收益与成本之间的差距变小，这也就是干预与市场自由之间替换的根本逻辑。

行为难以避免地存在自利性、任意性、机会主义和不完全能力等问题，行为往往失当，需要进行合理规范。所以，如何做到既要发挥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又要避免不顾其信息能力，过多地干预经济，是一个需要慎重选择的问题。

二、我国金融发展中的行为特征及其作用

在发展中国家，经常利用金融体系来追逐发展目标。宏观经济政策客观上要求国家对金融业进行垄断经营和全面控制，以便能最大限度地优化配置社会资源。这种金融制度安排主要是把可控制的金融资源的数量放在首位，而把金融体系的效率和安全放在次要位置。我国金融发展由主导，控制金融体系、影响金融资源的配置，成为我国干预金融发展的主要内容，也导致我国金融的发展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

第一，我国市场高额的“交易成本”主要存在于金融服务中。在我国，交易成本很高，主要体现在、会计、法律、银行业和资本市场的服务方面。我国较高的金融增长，实际上是由于国有经济部门更多地依赖于从银行部门借入资金所导致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金融控制关系扭曲的结果。这必然导致社会资金配置效率下降，低效资金占用增加，进而导致金融体系不良资产增加和经济运行成本的提高。

第二，我国金融发展的效率不高。国有金融制度安排是我国金融发展中的一个显著的特征，金融部门的市场化程度远低于所有其他非金融部门：在改革深化过程中，所有其他部门中计划的作用越来越小，但对国有金融机构的控制却一直在加强。对贷款利率的管制及数量配额助长了企业的寻租行为，并刺激企业追求外延式发展战略。同时，直接介入银行经营，也使银行和企业的预算约束无法彻底硬化。

第三，金融发展并没有带来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有效发挥，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严重脱节。周业安等（2022）通过研究发现，由于我国对金融市场的严重干预，金融发展在行为的主导下反而阻碍了经济增长。这一异常关系的出现说明，我国转型时期并没有实现最有效的增长路径。

形成这种局面的深层原因仍在于金融制度演进的缓慢，在于我国金融发展的需求性，即金融发展的量性扩张并不是真正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是基于利益和改革成本补偿的需要。国有金融制度安排在配置资源、风险等方面内在的缺陷也同时决定了我国金融发展得越快，资源配置的扭曲就越严重，国民经济中效率较高的部门面临的资金资源约束就越严重，金融风险积聚的问题就越突出。在我国这种主导的转型经济中，不但对金融市场的管制非常严格，而且直接通过国有金融机构介入金融资源的配置过程中，即使这种干预是市场保护型的，仍然可能挤出私人投资，弱化民间激励，从而对经济增长带来副作用。

另外，在我国，金融干预的有效性和合理性明显不足，尤其在促进国家支柱产业的建设和维持银行的稳定性方面效果欠佳。作为银行的缺乏必要的稳定性和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容易受各种政治因素的影响。

目前，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机制的逐步建立，的信息能力己经相对削弱。这就决定了在金融深化中的行为取向应随着金融深化的演进而相机调整，逐步让位于市场，放宽干预的范围和力度。

但在我国目前有一个危险的倾向，即不是放松管制，发挥市场优势，而是依然试图利用行政手段加强对金融的控制，阻碍了我国金融业的发展。

三、规范的金融干预行为要从制度安排入手

西方金融发展理论对制度因素的作用过于轻视了，同样的问题出现在国内的类似研究上。金融发展理论对角色的处理实际上是一种非制度的观点，但如果不把当作一种制度安排，就很难真正把握作用的本质，也就不能给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有效帮助。从制度的视角来看，金融发展就是金融制度演进的过程。随着宏观和微观经济环境的变化，有必要对以金融约束为基础的金融制度进行改革，弱化金融约束的强度和广度，使限制性金融制度向更自由、更开放、更具竞争性的金融制度发展。

新制度学派认为，在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需要一定程度的介入和干预，但干预能否成功取决于精心设计的制度安排。新制度学派认为金融市场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在不同的作用下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如果通过的作用，在市场中确立了一种合理、有效的制度安排，金融抑制未必就一定会产生阻碍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样，如果缺乏科学的干预并建立有效的制度，金融自由化也未必能带来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同样意味着作用的失败。

我国实行的是直接干预下的关系型融资体制，这种制度会带来非生产性的资源浪费，导致银行不良债权的上升。金融发展不应仅仅只是金融资产不断积累和丰富的过程，更应该是建立合理的制度，实融资源合理配置的过程。

从我国的实际来看，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应在于为市场机制的发挥创造条件，应在于改善自身功能、创新金融制度，促进金融市场的整体进步，而不是仅仅在于放松金融限制。只有通过制度创新，为我国金融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才能实融业的持续有效发展。

一、相关金融发展理论中对行为的不同认识

早期的金融抑制论强调，经济中的协调问题应通过以市场为基础的制度加以解决，货币金融政策应以减少对金融部门干预，发挥市场机制在决定均衡利率、汇率以及调配资源等方面的作用为核心。的职能仅在于公共品的供给及维持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不应该直接干预金融发展，否则，金融抑制必然扭曲价格机制，降低资源配置效率。

金融约束论则类似于“国家推动发展论”，这种理论的实质是一种对金融发展的选择性干预行为，通过存款、市场准入限制和稳定的宏观政策等一整套经济金融政策使银行部门因“特许权价值”而获得租金。政策上，金融约束论更强调干预的重要作用，认为选择性的干预有助于而不是阻碍了金融发展。

对比两种观点，争论之处仅在于市场和作用的范围。两种理论都把市场和看作是一种相互替代的组织，只不过金融抑制论认为，只能替代市场很小的一部分，而金融约束论则强调，能在较大程度上替代市场。由于金融约束论契合了我国金融干预的实际和我国历史上金融抑制的固有传统，一直为我国所推崇。

金融市场虽然在动员和分配资金以及分散风险上效率很高，但是，金融的运行有其特殊性，金融市场上存在着形式多样的市场失灵而具有不稳定性，因此，对金融发展一定的干预是必要的，放任金融市场的自由竞争不但不能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反而使金融市场更为混乱和动荡。出于对作用认识的发展，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不少国家为了消除金融抑制而推行了金融约束的过渡政策。

但是在金融约束政策实践中，管制行为扭曲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行为往往走向了另一个方向。一方面作为金融机构的所有者希望通过控制金融资源可以产生巨额收益，另一方面作为整个宏观经济的调控者，又希望经济可以快速健康的发展，双重角色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金融约束往往蜕变为金融干预，严格的金融约束与金融抑制政策中的行为特征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在经济转轨过程中，金融约束政策导致了国有金融垄断的格局，金融发展的作用被弱化，而强势对增长的作用明显。为了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获得巨大的货币化收益，对处于垄断地位的金融体系进行控制便成了自然而然的选择。因此，改革初期，一方面主动推动金融产权形式的扩展，表现为金融机构的大量增加；另一方面能够有效地控制金融安排与活动并获取收益。但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货币市场本性的回归程度提高，收益与成本之间的差距变小，这也就是干预与市场自由之间替换的根本逻辑。

行为难以避免地存在自利性、任意性、机会主义和不完全能力等问题，行为往往失当，需要进行合理规范。所以，如何做到既要发挥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又要避免不顾其信息能力，过多地干预经济，是一个需要慎重选择的问题。

二、我国金融发展中的行为特征及其作用

在发展中国家，经常利用金融体系来追逐发展目标。宏观经济政策客观上要求国家对金融业进行垄断经营和全面控制，以便能最大限度地优化配置社会资源。这种金融制度安排主要是把可控制的金融资源的数量放在首位，而把金融体系的效率和安全放在次要位置。我国金融发展由主导，控制金融体系、影响金融资源的配置，成为我国干预金融发展的主要内容，也导致我国金融的发展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

第一，我国市场高额的“交易成本”主要存在于金融服务中。在我国，交易成本很高，主要体现在、会计、法律、银行业和资本市场的服务方面。我国较高的金融增长，实际上是由于国有经济部门更多地依赖于从银行部门借入资金所导致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金融控制关系扭曲的结果。这必然导致社会资金配置效率下降，低效资金占用增加，进而导致金融体系不良资产增加和经济运行成本的提高。

第二，我国金融发展的效率不高。国有金融制度安排是我国金融发展中的一个显著的特征，金融部门的市场化程度远低于所有其他非金融部门：在改革深化过程中，所有其他部门中计划的作用越来越小，但对国有金融机构的控制却一直在加强。对贷款利率的管制及数量配额助长了企业的寻租行为，并刺激企业追求外延式发展战略。同时，直接介入银行经营，也使银行和企业的预算约束无法彻底硬化。

第三，金融发展并没有带来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有效发挥，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严重脱节。周业安等（2022）通过研究发现，由于我国对金融市场的严重干预，金融发展在行为的主导下反而阻碍了经济增长。这一异常关系的出现说明，我国转型时期并没有实现最有效的增长路径。

形成这种局面的深层原因仍在于金融制度演进的缓慢，在于我国金融发展的需求性，即金融发展的量性扩张并不是真正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是基于利益和改革成本补偿的需要。国有金融制度安排在配置资源、风险等方面内在的缺陷也同时决定了我国金融发展得越快，资源配置的扭曲就越严重，国民经济中效率较高的部门面临的资金资源约束就越严重，金融风险积聚的问题就越突出。在我国这种主导的转型经济中，不但对金融市场的管制非常严格，而且直接通过国有金融机构介入金融资源的配置过程中，即使这种干预是市场保护型的，仍然可能挤出私人投资，弱化民间激励，从而对经济增长带来副作用。

另外，在我国，金融干预的有效性和合理性明显不足，尤其在促进国家支柱产业的建设和维持银行的稳定性方面效果欠佳。作为银行的缺乏必要的稳定性和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容易受各种政治因素的影响。

目前，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机制的逐步建立，的信息能力己经相对削弱。这就决定了在金融深化中的行为取向应随着金融深化的演进而相机调整，逐步让位于市场，放宽干预的范围和力度。

但在我国目前有一个危险的倾向，即不是放松管制，发挥市场优势，而是依然试图利用行政手段加强对金融的控制，阻碍了我国金融业的发展。

三、规范的金融干预行为要从制度安排入手

西方金融发展理论对制度因素的作用过于轻视了，同样的问题出现在国内的类似研究上。金融发展理论对角色的处理实际上是一种非制度的观点，但如果不把当作一种制度安排，就很难真正把握作用的本质，也就不能给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有效帮助。从制度的视角来看，金融发展就是金融制度演进的过程。随着宏观和微观经济环境的变化，有必要对以金融约束为基础的金融制度进行改革，弱化金融约束的强度和广度，使限制性金融制度向更自由、更开放、更具竞争性的金融制度发展。

新制度学派认为，在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需要一定程度的介入和干预，但干预能否成功取决于精心设计的制度安排。新制度学派认为金融市场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在不同的作用下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如果通过的作用，在市场中确立了一种合理、有效的制度安排，金融抑制未必就一定会产生阻碍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样，如果缺乏科学的干预并建立有效的制度，金融自由化也未必能带来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同样意味着作用的失败。

我国实行的是直接干预下的关系型融资体制，这种制度会带来非生产性的资源浪费，导致银行不良债权的上升。金融发展不应仅仅只是金融资产不断积累和丰富的过程，更应该是建立合理的制度，实融资源合理配置的过程。

战略与组织结构的有效结合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一个成功的企业就在于制定适当的战略以达到其目标，同时建立适当的组织结构以贯彻其战略。

　　1、企业战略目标与企业组织结构之间是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企业的战略决定企业的组织结构，即有什么样的企业战略，就有什么样的组织结构，同时，企业组织结构又在很大程度对企业的发展目标和政策产生很大影响，并决定着企业各类资源的合理配置。组织结构是企业实施经营活动的基本要素，也是实施企业战略的重要保障。为了企业战略，对组织结构进行调整是很多企业采取的手段之一。所以，企业组织机构的设计与调整，要寻求和选择与企业经营战略目标相匹配的结构模式。

　　2、在设计和调整组织结构时，首先要明确企业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及其发展方向和重点。

　　3、企业战略与组织结构关系，基本上是与外部经济发展状况相联系的。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应有不同的战略目标，组织结构也相应做不同的调整。企业组织结构调整是企业战略实施的重要环节，同时也决定着企业资源的配置。由以上可以看出，企业战略与组织结构是相互促进的作用，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二，股份制企业领导体制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以股东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以董事会为决策机构，以监事会为机构，以总经理为首的行政人员为执行指挥机构。董事会和监事会向股东大会负责，总经理向董事会负责，同时监事会对董事会和总经理进行。这种法人治理结构的优点在于明确划分了股东会、董事会、经理人员和监事会的权力、责任和利益，从而形成了相互之间的制衡机制，并最终保证公司的高效动作。这种制衡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纵向分权机制。现代企业建立的是一种纵向分权的领导体制。一方面，现代企业是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它拥有财产权、经营决策权、生产指挥权和权。在现代企业的领导体制中，这四权分别由不同的机构或人员来行使，他们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制约，从而形成科学规范的领导制度。另一方面，股东大会是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在股东大会闭会期间，由它选出的董事会行使最高决策权力，董事会聘请总经理，由总经理企业，总经理再聘请其他高级职员，然后其他高级职员再聘请，这就形成了纵向分权的领导模式。这种企业领导体制的特征是：最高权力机构只有一个，然后逐级分权。而每一级的权限都是集中统一的，不允许越级指挥和。这样一级领导一级，下级对上级负责，分层次的组织机构和权力机构，形成了层次分明，环环相扣，逐级负责，权责明确，相互，相互制约的关系，避免了横向分权产生的弊端，提高了工作效率。

　　委托机制。在现代企业中，股东会对董事会、董事会对总经理都有授权关系。董事会和总经理分别都有职有权，全权负责，不受干预，若因干预造成损失，干预者应承担责任。例如董事会挑选和任命总经理，要承担责任，总经理搞不好，董事会是要负责的；如果经营亏损，股东大会还可以起诉董事会。

　　首先，股东大会与董事会之间是委托关系。股东出于信任，推选董事组成董事会，董事是股东的受托人，股东利益，对股东会负责，承担受托责任，托管公司法人财产和负责公司的经营。也就是说，股东作为所有者掌握着最终的控股权，他们可以决定董事会人选，并有推选或不推选直至起诉某位董事的权利。但是，一旦授权董事会负责公司后，股东就不能随便干预董事会的决策。此外，国有资产所有者通过委派股东代表(董事)进入企业内部参与企业重大决策，行使所有者权利。其次，董事会与公司经理人员之间是委托关系。即董事会以知识、工作经验和创利能力为标准，挑选和任命本公司的经理人员。也就是说，一方面董事会作为公司的法表全权负责公司，具体委托经理人员负责经营事务，并有对经理人员进行的责任和确定对经理人员激励的权利。董事会有权解除总经理的职务，但不能随便干预总经理的日常工作。另一方面经理人员受聘于董事会，是董事会意定的人，拥有对公司内部事务的权和对外诉讼及商务的权。只有在董事会的授权范围之内，经理人员才有权决策，其他人不能随意干涉。但是，经理人员的权限和权限不能超过董事会的授权范围，经理人员经营业绩的优劣也要受到董事会的评判。

　　激励奖励机制。经理人员在接受董事会委托后，有义务和责任依法经营好公司业务，努力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董事会有权对经理人员的经营绩效进行考核，同时还要建立经营者资格认证和离任审计制度，使经营者的业绩同聘用、奖励挂钩，对经营有方的经营者，在工资收入上体现他们的业绩，并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对不称职者有权依照有关规定和章程，撤销或罢免其职务。

　　约束机制。在现代企业中，任何者本身都要受到。总经理负责企业生产经营的统一指挥，企业内部各个部门履行各自的职责和全体职工遵守劳动纪律，完成岗位任务。同时，总经理要受董事会，对董事会负责。监事会对董事会、总经理实行，防止滥用职权，董事会、监事会则受股东会，对股东会负责。

　　现代企业虽是无上级企业，公司组织结构是一层约束一层，即股东会约束董事会，董事会约束总经理。而股东不仅要受市场约束，而且要承受股东会决策是否正确，选择董事、用人是否得当的后果；董事会、总经理等受公司法、行政法规、章程约束，受股东的约束，上市公司还要受股价的约束，受外部公正机构、中介机构的约束，以及受监事会和职工的约束等等。因此，既不能搞短期行为，也不能盲目投资，从而形成了良好的约束机制。

　　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靠一套较规范的组织来企业，并在组织之间形成一个相互约束的制衡关系，而各自又能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力，从而保证了财产(产权)的最终约束和经营上的专家治理，是一种与市场运行机制相适应的新型的企业领导制度，符合现代企业的运作规律。

先利用消费者的预算约束线和无差异曲线相切，得出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最优消费点；
再根据收入的变化（预算线平移），与不同等级的无差异曲线相切，切点连起来就是不同收入下的消费曲线，转移到收入-消费坐标轴中就是消费者的收入-需求曲线；
然后根据相对价格的变化（预算线的斜率变化），与不同等级的无差异曲线相切，切点连起来就是不同相对价格下的消费曲线，转移到价格-消费坐标轴中就是消费者的价格-需求曲线。
任何一本初级或者中级的微观经济学教材都会有详细推导的（比如高鸿业的西方经济学教材），这一块是微观经济学的重要基础，要搞懂。

世界经济被夹成三明治，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师西蒙·约翰逊（中）在《世界经济展望最新预测》发布会上

□耿学鹏 供本报特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7日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最新预测》。这份报告与这一组织4月发布的 《世界经济展望》相比，略微调高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但报告尤其表达了对通货膨胀风险的忧虑，认为发达经济体需求减缓与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通胀率上升使世界经济仍处“艰难时刻”。

略微调高预期

新发布的 《世界经济展望最新预测》是4月《世界经济展望》的更新版本。

报告预计，全球经济2022年和2022年的增长率分别为4．1％和3．9％。IMF4月对今年和明年的全球增长率预期分别为3．7％和3．8％。

最新预测小幅调高对、欧元区、和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预期。

IMF预计，2022年和2022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3％和0．8％，与4月预期相比分别提高0．8％和0．2％。中国经济增长率将在今年和明年分别减缓至9．7％和9．8％，与4月预期相比分别提高0．4％和0．3％。

尽管调高预期，但仍远赶不上2022年5％的全球经济增长率。报告说：“全球经济增长预计2022年下半年仍将大幅减速，2022年开始才会逐渐复苏。”

报告说，“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扩张预计将进一步失去动力”，增长率从2022年的8％，降至2022年的7％左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师西蒙·约翰逊说，虽然2022年上半年经济发展好于IMF先前预期，但“全球经济衰退风险”仍然存在。

不少经济专家先前说，如果全球经济增长率跌至3％以下，就会导致衰退。

担忧通胀风险

IMF在最新预测中尤其表达了对全球通货膨胀风险的忧虑，认为全球经济尤其是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面临通胀率急剧上升的趋势。

约翰逊说：“由于通胀问题，全球经济形势自4月以来变得更加复杂。”

IMF预计，发达经济体2022年通胀率为3．4％，与4月预期相比调高0．8％。在需求减缓和初级产品价格趋于稳定的双重作用下，通胀将在2022年回落。

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通胀压力将陡增，2022年通胀率预计为9．1％，而IMF4月预计这些经济体今年的通胀率为7．4％。

报告认为，在许多国家，粮价和油价攀升推动了通胀率上升。

报告说：“由于许多发达经济体的需求急剧减缓，而其他经济体，尤其是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通货膨胀率上升，全球经济正处于艰难境地。”

建言国家政策

报告认为，各国政策制定者将面临艰难处境，“既需要控制通胀压力，又需考虑经济增长下行风险”。

IMF对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提出不同的货币调控政策建议。

报告说，对于发达经济体，虽然采取货币紧缩政策的必要性增加，但由于先前较好地对通胀做出预期，而且经济增长势头疲软，是否采取紧缩政策仍需慎重考虑，同时仍需密切关注通胀问题。

对于许多新兴经济体，尤其是那些增长仍然过快的经济体，需实施紧缩货币政策，加强财政约束。

报告尤其指出，高油价和高粮价 “使一些国家处于紧急关头”，由于价格压力在可预见未来不会出现显著缓解，一些国家尤其是中低收入国家面临的政策挑战将是，如何满足国内粮食需求，但同时确保不推升通胀和花光外汇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