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刑的人可以考中级经济师吗
欣欣公主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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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小茬子521 1小时前发布 赞 808 ------------------------------------------
没仔细看过,不过对你应该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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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得再多，也没有用的，考试就要用书本知识了，建议你去买几本关于司法方面的书籍做参考了。
另给你个文章，你看一下，看你是否适合做司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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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干一行爱一行，可我在司法局待了十多年了，听说过热爱律师工作、热爱公证工作、热爱工作的，却从未听说过热爱司法行政工作的。许是要说热爱司法工作吧名不正言不顺，说热爱司法行政工作又比较拗口吧？
记得前两年南方周未上发过一篇文章，文章的具体内容忘了，大意是说司法局职能较弱、要给司法局增加职能，但其中的一句话“司法局是干什么的”却一直萦绕在心头，因为作为一名司法行政人，多次有人用这句话问过我，我也一直不知道该如何向人说清楚司法局到底是干什么的，甚至还有人把司法局误为“市话局”，在装电话难的年代还颇享受了一些尊崇的目光。
算起来司法局的职能不少， 与其他政法机关相比，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能数量可谓最多，甚至很难找到一两个合适的词来概括其职能。从、，到律师、公证，从法制宣传、人民调解到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从司法鉴定、司法考试到法学教育、法律援助，司法局的职能可以说是千头万绪，但是，各个职能之间缺乏一种必然的联系。
司者，掌握、、控制也，司法局的全称是司法行政，顾名思义就是司法机关的行政事务。从司法行政的沿革来看，司法行政也曾过司法机关的行政事务。追溯起来在清朝末年将刑部改为法部即司法机关的行政事务，当然这样追溯颇有些阿q老子祖上也阔过的意味，但就象国际足联认可了足球起源于中国，却无法改变中国足球落后的现状。
新中国成立之初即成立了，确定了司法行政与司法审判分立的制度，职能是主管司法机关的司法行政事务等；2022年4月被撤销，开始实行司法行政与审判的合一制。2022年6月政法小组在向报送的关于恢复的建设中指出：人民是国家的审判机关，担负着行使审判权的重任，它不适宜并且也确实难以兼任各项司法行政工作。同年9月全国会决定设立，将的司法行政工作交给统一。同志以及其他领导同志一再强调指出，应当成为司法机关的组织部、宣传部、、后勤部。2022年宪法明确规定了司法行政与司法审判分立的原则，但在2022年、2022年和2022年的数次机构改革中，放弃了及县以上地方人民司法机关司法行政工作的职能。
党的报告明确提出，“改革司法机关的工作机制和人财物机制，逐步实现司法审判和检察同司法行政事务相分离。”实行司法行政与司法业务的适当分离成为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司法行政司法机关的行政事务似乎已指日可待，特别是有观点提出还要将判决和裁定的强制执行权划归司法行政机关，在条件成熟时将刑事追诉和刑事侦查等检察权交由司法行政机关统一行使，由此司法局的同志都在等待司法行政的春天到来。
那么司法局的春天还有多远？或者应该这样问：司法局会有春天吗？首先从大家所期待的前景来看，国家司法体制的改革是一个工程，需要综合考量各方面的因素，还要修改宪法、两院组织法等法律，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么是否就这样一直等待下去，无所作为？而且责、权、利是相符的，有多大的权力就要承担多大的责任，以司法行政的现状和人员素质来看是无法适应判决和裁定的强制执行的要求的，更不用说刑事追诉和刑事侦查等检察权的行使了。更重要的是司法体制改革后，司法行政的职能又增加了，现有的职能都无法理顺，增加了职能以后又如何理顺呢？或者就干脆以新增加的职能为主，其它的职能为辅呢？
司法局有一句口号叫作要想有地位就要有作为，而要有作为就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应该说这个思路是不错的，如果正确执行，做好该做的，放弃不该管的，不说有地位，起码是有所作为的，可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出了偏差，应该为的没为，或者没为好，不应该为的为了，甚至作为主要工作去为，把工作的主要精力甚至全部精力放到律师、公证上去，轮流到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办案、办证。
依法治国作为我国的治国方略被写入了我国宪法，党的提出要建设政治文明，法制建设是政治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把坚持以人为本和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强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应该说法治建设被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作为治国方略，依法治国的地位应该比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的地位要高多了，但计划生育作为一项硬指标层层有人抓、级级有落实，反观僭赏滥刑，只是每年考核一下、走走形式；作为协调发展的三项文明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以人为本、尊重、保护的方针、政策和宪法原则下，对于群众合法权益的保护应该比群众消费中利益受损的保护力度要大，可群众在消费中利益受到侵害可以找投诉，还有消费者协会出面协调，而行政机关或行政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损害群众利益，亵渎法律的权威和尊严，败坏党和的形象，这个时候，谁来保护了群众的合法利益？谁来了行政执法者？
当我们的司法局陶醉于每年宣讲了几部法律，又有多少人受了教育，有多少人参加了开卷考试，合格率多少，并美其名抄也是一种学习时，就好比握有的猎人告知在山里种地的农民，那灰色的象狗样的东西是狼，会吃人的，你们要保护好自己，然后完事大吉，回家表功去了：我宣传了，大家都知道了。想起了一个笑话：父亲对孩子说，不要怕狗，只要你不去惹它，它就不会咬你，孩子用恐惧的目光看着狗说，我知道了，可狗知道吗？是啊，狗知道吗？群众需要的不是熟知多少部法律，而且就算是法学家也不可能通晓所有的法律，他们所需要的其实很简单，当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他们知道找谁保护，并且有人会去保护他们。
司法局会有春天吗？司法局还需要春天吗？
司法局，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流沙沙沙沙沙 4小时前发布 赞 959 
欧欧里里 6小时前发布 赞 817 诚然，研究审级制度未必能够触及二审程序、刑复核程序、审判程序的每一项具体制度、每一个细节，但将一审程序、二审程序、刑复核程序、审判程序等从审级制度的宏观视野进行研究，我们完全可以更清晰地了解上述制度在实践中为什么问题百出。当然，笔者并非反对具体制度的研究，只是担心研究具体的操作性的、改良性的问题无助于从根本上改革现状，甚至具体的良策出台后会被传统的积习所吞噬。由此，本文试图从公正、效率的角度入手对审级制度进行反思和重构，并将上述具体制度纳入研究视野，以期能够从宏观上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
一、 现行审级制度的历史沿革
目前，我国共有四级设置，实行“两审终审制”，是指一个案件最多经过两级人民的审判即告终结的一种审级制度。 [3]目前的这一制度经过了很长的历史演变过程。
早在时期，各根据地的诉讼程序中已设有上诉制度，并在有关的法令和条例中作了明确的规定。2022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国司法程序》中规定，“如区为初审机关，则县为终审机关；县为初审机关，则省为终审机关；省为初审机关，则最高为终审机关。……最高在审判程序上，为最后的审判机关。” [4]
战争时期，各根据地基本上仍实行两审终审制的上诉制度。有的根据地曾实行三审终审制的上诉制度。如陕甘宁边区于2022年一度改为三审制，即以边区审判委员会作为第三审级，受理不服边区高等一审或者二审之刑事民事上诉案件。 [5]
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继续实行两审终审制的上诉制度。有的地区规定，在特殊情况下，有些案件准许进行第三审。 [6]
中华人成立后，2022年颁布的《中华人人民暂行组织条例》中规定：“人民基本上实行三级两审制，以县人民为基本的第一审；一般案件以二审为终审，但在特殊情况下，得以三审或一审为终审。”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审级制度是以两审终审为主体，以一审终审和三审终审为例外的审级制度。2022年颁布的《中华人人民组织法》取消了特殊性规定，明确规定人民审判案件，一律实行两审终审制。这就以正式的法律制度废除了三审终审和一审终审的例外情况。从此，两审终审制作为正式的法律制度得以确立。
2022年刑事诉讼法第7条、《人民组织法》第12条、202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10条规定：“人民审判案件，实行两审终审制。”
对于为什么采用“两审终审制”？学界主流观点以及司法界一般这样解释： [7]
1．符合我国国情。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交通不便的国家。县、地区、省三级相距甚远，不宜把过多的案件集中到省级终审。如果实行三审终审……一个案件从县、地区、再到省里，势必使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出席法庭，来往奔走，长途跋涉，影响生产和工作。
2．便利群众。依靠群众是我国完成各项工作必须遵循的根本路线，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根据我国审判管辖的规定，除极少数重大案件属省级以上审理外，大多数案件属县、地区两级审理。实行两审终审制，使大多数案件可以在县、地区两级得到解决。一般来说，县与地区比较靠近，办案人员依靠群众进行调查核实案情，传唤当事人和证人接受询问，出席法庭都比较方便，也有利于审判公开，向群众进行法制教育和接受群众。
3．有利于及时惩罚犯罪，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行两审终审制的上诉制度，既保障了当事人的上诉权利，又简化了诉讼程序，减少了重复审理。当事人的上诉，不论是认定事实还是适用法律方面的问题，通过全面，包括对一审判决中可能存在的其他一些法律问题，都能一起得到正确解决。案件的及时处理，对惩罚犯罪，纠正错误都有利。
主流观点也认识到两审终审制比三审终审制减少了一道程序，减少了当事人再次上诉的机会，这样对案件的质量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可能造成影响，但是，同时他们认为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两审终审制完全可以保证审判质量。理由如下：
1．我国的二审程序实行全面原则。全面原则要求第二审人民在审理上诉或者抗诉案件时，对整个案件的事实、证据、定罪量刑等问题进行综合，全面考虑。二审贯彻全面原则，对于执行有罪必纠的方针，保证第二审程序任务的顺利完成，具有重要意义。
2．刑案件实行复核程序能够保证刑案件质量。二审终审后，对判处刑的案件，还须报高级人民或者最高人民复核，即使被告人不上诉的案件。同时也须上报经过复核程序才能执行，从而切实保证特别重大案件的正确处理。
3．我国的审判程序具有强大的纠错功能。人民对于发生法律效力的终审判决可以依法提起审判程序，检察机关实行法律，行使职能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纠正错判，况且当事人在判决生效后如果不服还可以申诉。
二、审级制度的现状观察——公正和效率两败俱伤
主流观点将我国目前的审级制度称为“两审终审制”的审级制度，但立法者在制定这一制度时，同时对这一审级制度能否有效运转怀有深深的疑虑。为了保证两审终审制能够有效运转，立法者又寄希望于中国特有的刑复核程序与功能强大的审判程序。正如上文所述，立法者以及主流观点认为这些制度能够保障两审终审的审级制度有效运转，但事与愿违。立法者的担心还是发生了――刑复核程序以及审判程序在实践中的运行状况无情地击碎了立法者的美丽幻想。现实展现给我们的不是前文主流观点所称颂的既能惩罚犯罪又能保障当事益并且符合中国国情的“两审终审制”的审级制度，而是“以两审终审为主体，以刑复核程序和审判程序为补充”的审级制度。并且，更让立法者难堪的是，即便是这样的一种审级制度在实践中的运行也是满目疮痍、惨不忍睹，仅仅成为“话语描述”，而不能成为现实运作。
目前中国审级制度的运行现状可以概括为两审终审无法终审，刑复核程序名存实亡，审判程序导致无限申诉，无限再审，终审不终，导致公正和效率两败俱伤。
（一）两审程序：流于形式 [8]
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的一审判决之所以不是发生法律效力的终审的判决、裁定，主要在于人们普遍相信，法官的认识能力属于有限理性，作出的判决、裁定不可能完全正确。为了给当事人提供一个救济机会，更重要的是通过程序吸收当事人的不满，达到消弭纠纷的目的。各国普遍设立上诉制度，力图建构完备的审级制度，使得下级作出的可能错误的判决、裁定能够通过上级的复查得到纠正。
审级制度要求上级作为上诉审要承担“勘误”的职责，要审慎地对待下级作出的尚未生效的判决、裁定，要通过司法权运作的过程达到纠错与救济的双重功效。但事与愿违，审级的缺失使得中国的上诉审难以达到预期目标。
司法是现代化司法运作的核心理念。根据其包含的内容,可将司法划分为三个层次。 [9]首先是司法权的。这是近代司法的最初含义。近代司法概念源于洛克、孟德斯、汉密尔顿等人的权力分立学说，资产阶级胜利后在各新兴国家得到实践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推行。司法的第二层含义是指的。在现实的制度安排中,司法权的体现为司法机关也就是的。司法权于立法权、行的理论,也就通过获得不受立法、行政机关控制的地位而得以实现。司法的第三层含义是法官的。司法过程的特征决定了它是一种个性化的活动,只能依赖法官个人的判断,公正才可能实现。因此,一些国家对司法的规定直接表述为法官的个人。
是司法的一个关键环节，它包括上下级之间的以及同级之间保持，不存在隶属关系。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使上下级之间形成一个“隔音空间”，使得上下级之间能够产生“间离效应”，以发挥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双向制约作用，给当事人提供最大化的审级利益。
我国目前的绝大多数终审的判决和裁定由中级人民做出，即基层一审，中级二审，也就是终审。但目前在初级与中级的关系上，存在的是等级化的行政关系。这种行政化的运作方式无情地击碎了立法者力图通过审级制度来实现司法公正的努力。
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上下级的关系是关系，但目前这种关系已经发生了异化，行政化的倾向十分严重。这主要源于体制建构之初对功能认识不清以及对司法特性的认识不清，没有遵循司法体制建构的普遍原理来设计我国的建构体制，将中国的司法体系设计成与现代法治国家相去甚远的统制型的司法体制，使得走向了行政化或官僚化的道路。遵循行政化的方式来建构司法体制，使得行政机关化，上下级之间行政层级化。上诉审成为行政意义上的对下级实行单向与控制的“上级”，初级基于司法等级制的定位使得其甘于从属的地位。这种行政化的司法体制建构，导致中级权力过大不受制约以及基层自决权丧失，审级荡然无存，司法更是无从可言。
这种司法体制下的下级法官为了自己的生计、升迁，不得不放下“法官”神圣的尊严，与上级法官进行所谓的交流、沟通，希望上级能够提供“指导意见”。上级基于权力欲也乐于为下级法官提供指导，这样上下沟通、未决先请，使得一审作出的判决实际上成了上下级“合谋”的结果。更为严重的是，“错案追究制”加剧了这种司法运作中的“潜规则”，这导致下级法官在遇到比较复杂或者当事人有可能上诉的案件时就不得不向无论才学还是经验都有可能远逊于自己的上级请教，尽管极不情愿，但迫于无奈其还是屈尊、迎合。
我们不能苛责甚至不能指责下级法官或者上级法官应该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因为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法官， [10]而在于统制型的司法运作体制，是这种体制造成了上级法官权力膨胀，造成下级法官权力限缩、谨小慎微。
基于上述我们可以说，上下级之间存在的非司法化的关系已经给上诉制度存在的实效性造成了毁灭性打击，粉碎了当事人试图通过审级来获取正义的念头。
与审级的行政化相伴而行的是的地方化。目前，地方已经蜕化为地方的。依前文分析，司法、司法权要求在整个国家权力结构体系中处于的地位。而中国行政区划式的设置使得地方与地方结为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地方党政机关控制着的人事、财政体制，的生存、法官的升迁系于地方。在审判实践中，地方权势部门往往利用各种正当的或者非正当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的审判活动，基层和中级很容易受到地方的压力，尤其是在当地影响重大的案件，其判决往往取决于地方领导的基调。如若省级或者最高作为终审，则可以利用身处高层，对地方复杂的熟人社会中的人事关系有一定距离的特点，摆脱干扰、促进司法公正。
（二）刑复核程序：名存实亡
2022年轰动全国的陕西“枪下留人”案， [11]随着枪声响起，也尘埃落定。但它却留给我们巨大的反思空间，使得我们不得不审慎地思考刑复核程序的价值取向和存在的意义。
刑复核程序，是对判处刑案件的判决和裁定进行核准的一种特殊程序。 [12]如果仔细分析对于刑复核程序的定义，我们认为这一程序的主旨在于强调“核准”，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讲，这一程序的内核在于“”未生效的刑裁判。刑复核程序的设立初衷在于控制刑数量，统一刑适用标准，贯彻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刑复核程序中出现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了刑复核程序名存实亡，流于形式。
第一，目前，普遍存在刑复核程序与二审程序合而为一，使得刑复核程序名存实亡。依照现行法律规定，各高级人民可以复核部分刑立即执行案件以及刑缓期两年执行案件。实践中，这两类案件往往是由中级人民作为一审审理的，高级作为二审，当中级作出判决后，如果当事人上诉，那么高级就启动二审程序，同时也就启动了刑复核程序，由同一审判庭进行二审与刑复核，两个程序合而为一。这样立法者希望通过刑复核程序来“复查核准”刑案件的愿望也被实践中的对策无情地粉碎了。
第二，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除少部分刑案件（如最高人民一审、二审判处刑的案件或者缓的案件）外，都必须经过刑复核程序。但实践中，只有最高人民核准的刑案件和中级人民判处刑而被告人不上诉的案件才有幸得到真正有效的复核。因为，其他刑案件都被上文所述的“合而为一”的二审程序消化掉了。这样就使得大量的刑案件名义上进入了刑复核程序，而实质上并未得到复核。
第三，刑复核程序的运作是行政化的，其审理方式是书面审、秘密审。这种行政审批式的运作方式难以确保刑判决的公正性。司法不同于行政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于司法强调多元参与，强调“看得见的正义”，而目前的刑复核程序中当事人却无从参与其中，律师也被排除在外，刑复核程序中被告人的辩护权受到极大的限制，社会公众更是无法得知程序的具体运作。
依据最高人民的司法解释第282条之规定，“高级人民复核或者核准刑（刑缓期二年执行）案件，必须提审被告人。”然而，这一司法解释对于最高进行刑复核时是否提审被告人没有作出规定，即最高人民完全可以通过书面审的方式进行刑复核；并且，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刑缓期两年执行的被告人享有比最高核准刑的被告人享有更多的权利。 [13]
当然，我们必须充分地肯定刑复核程序这种行政化的运作方式使得诉讼效率大为提高，满足了司法机关快速打击犯罪的目的，但公正却难以保障。
（三） 再审程序：功能扩张
针对有学者提出的两审终审制能否保障判决公正的质疑，主流观点往往将再审作为反驳的有力武器，认为我国的审判程序完全可以纠正两级审判中的错误。殊不知这种观点犯了致命的逻辑错误。再审程序只能作为生效裁判的救济程序，相对于二审、三审来讲是非常救济程序， [14]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应当备而不用，克服裁判不公，纠正错误判决应当在审级制度中解决，动辄就使用非常救济程序，就会使非常救济程序演变为普通救济程序。
依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提起审判程序的主体为人民和人民。在审判工作中人民敢于面对错误，勇于纠正错误，这无疑需要巨大的自我否定的气魄。但主动提起再审程序却备受质疑，因为其违背了诉讼法理，如司法的被动性、应答性，“不得对当事人未有所诉求的事项有所作为”等。 [15]这使得司法机关苦苦追求的司法公正的正当性受到质疑。
在审判程序的启动上，人民的抗诉也是重要的动力之一。而与人民――控方角色相对应的辩方――被告人却仅有与之明显不对等的申诉权（不如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享有的申请再审权）。人民抗诉带来的是再审程序的必然启动，而当事人的申诉往往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司法之不公由此可见一斑。
但是毕竟申诉权还是当事人的一项权利，只要申诉，案件就有被再审的一线希望。再审的制度设计激发了当事人缠讼求胜的，为了实现“为权利而斗争”的权利，申诉者们如愚公移山，生命不息，申诉不止。 [16]这就源于救济机制不畅，发泄不满情绪的途径缺失所致。
为了应付或者为了稳定民心，予民以救济，无奈之下，程序外的救济大行其道。各级、信访部门以及党的政法委员会设专人从事申诉接待工作。如果申诉者万幸，得到领导关注或者媒体曝光，案件就有被再审的机会，否则当事人只能继续在漫漫的、申诉道路上前行，长此以往，或许有些当事人基于对司法制度信心的丧失就会真正“无讼”，那将是司法制度的莫大悲哀。
再审功能的极大扩张严重了司法的终结性。更为恶劣的是，经过再审的案件也无法终结。终结性是司法的重要特征，司法是国家为解决社会冲突、保障社会主体权益的最后一道防线，法治原理假设了这个活动的权威性并依规律设计了保障其裁判正确的司法程序， [17]如果司法机关作出的裁判被随意否定，社会将无正义可寻。基于此，大陆法系国家据此确立了“一事不再理” 原则，自罗马法以来就被作为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但是，由于再审的频繁发动，这一原则在我国遭到毁灭性打击。
由于再审发动的任意性，司法终局性的丧失，随之而来的是司法权威的丧失。司法界权威人士指出“司法无终审权，不可能保证司法公正，更不可能树立司法权威。最高的裁判可任意申诉，其权威性如何体现。我国现阶段的司法权威，从历史上来看，已降到了最低点，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 [18]
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制度设计，以及我们对主义认识论的误读、对实体公正的盲目崇拜，再审制度的存在似乎就是为了自我否定，因为根据我们的申诉和再审制度，任何判决都可动摇。当然，精神可嘉，但司法绝不应当适用这种精神。况且，司法过程的性质决定了即使案件经过再审也未必能够保证质量，未必能够做到司法公正。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审判程序有时候并不能解决裁判不公的问题，相反其有可能带来更大的裁判不公、资源浪费。
三、现行审级制度的问题反思——对公正和效率的双重违反
本文第三部分对中国审级制度的现状进行了客观描述，当然其中也穿了一些评论。通过上文对中国审级制度沿革以及现状的描述，我们认为，不管是从审级制度设立的初衷还是从审级制度在现实中的运行来看，我国现行的审级制度既不能保证公正也不能促进效率，造成对公正和效率的双重违反。这促使我们不得不从宏观上、从制度构建的价值取向上思考现行审级制度为什么问题百出。
（一） 主流观点以及立法者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建构了两审终审的审级制度。
（二）
在前文中笔者描述了两审终审制这一立法设计的审级制度的由来以及现阶段主流观点对于两审终审制的认识。我们认为在解放前的战争年代，各根据地往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理应实行特殊的司法政策，两审终审制的审级制度无可厚非。目前，我们所采取的审级制度与其说是立法者基于中国国情的创造，不如说是对传统的沿袭，积习使得我们懒于反思，惰于革新，而总是自欺欺人地为之作出合乎情理的注解。
“审级太多，浪费资源，耗费民力；两审终审，便利群众，方便诉讼”，殊不知这种论点完全建立在了功利主义的基点之上，将追求效率置于追求公正之上。“在中国，进行司法改革的初始理由却很简单，就是提高审判效率，减轻的财政负担和案件积压。” [19]这样的司法观符合我们所倡导的“司法公正是司法工作的生命线，是人民工作永恒的主题”吗？
再者，主流观点并没有与时代发展与时俱进，在战争年代、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两审终审制能够适应时代要求，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今天，两审终审制的审级制度却失去了其正当性。尽管我们今天仍然可以说我国地域辽阔，但如果再强调“交通不便”就是无视现实，在今天看来，客观条件已经不再成为当事人寻求正义的障碍，当事人对于正义的渴求远远足以战胜一切客观条件的阻隔。我们可以讲中国人有“无讼”、“厌讼”的传统， [20]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秋菊”式的为自己讨说法的司法“难民”大量存在，今天国人“为权利而斗争”的法意识远远超过传统的无讼观念。在现行制度下，自认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当事人会通过各种途径发泄不满，只要有一线希望，他/她就要不断申诉。一审、二审、再审，不行到最高人民申诉，最高人民这一途径走不通，就到全国、乃至党讨说法。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难道我们能说审级增加会对当事人行使权利起到阻隔作用？
（二）实践中的刑复核程序在公正与效率的价值选择中倒向了效率。
刑复核程序一直被视为我们国家在坚持少杀、慎杀，防止错杀的政策上对刑进行程序控制的典范，认为其是在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优秀法律文化和不断总结司法经验的基础之上逐步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诉讼程序或中国独有的诉讼制度。但是“刑复核程序是人民实行内部的一种程序，它强调了人民的职权，是权力型程序。由于它没有考虑权利主体的参与，其价值也就受到很大的局限。” [21]权力型程序运作的特点就是注重效率的提高，这一点从最高人民对于刑复核程序的核心——刑核准权的收与放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在现行体制内，如果完全依照刑事诉讼法以及刑法的规定，由最高人民行使刑核准权，这无疑会促进司法公正，但相应地增加了诉讼成本，降低了诉讼效率。由此，刑核准权特别是刑立即执行的核准权由谁行使，就可以反映出立法者及司法实务部门在刑复核程序上的价值取向。笔者认为，考察刑核准权的收与放的历史，我们对此可以一目了然。
建国初、“三反”、“五反”时期，刑案件批准权属于省级人民（和省人民特令指定之专员公署），部分刑案件必须经过人民政务院及各大行政区或者人民及大军区批准。这一时期国家处于疾风暴雨式的运动治时期，继承了根据地时期刑复核制度，无可厚非。当然由于司法体制处于初创阶段，由行政机关乃至军事机关兼理刑复核，程序不够完备，但这应当归因于所处的历史时代、特殊的历史环境。
2022年的《人民组织法》第11条规定，刑案件由最高人民和高级人民核准，其中中级人民对于刑案件的终审判决和裁定，如果当事人不服，可以申请上级人民复核；基层人民对于刑案件的判决和中级人民对于刑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当事人不上诉、不申请复核，应当报请高级人民核准后执行。刑案件的复核和核准权根据不同情况由最高人民和高级人民共同行使。2022年八大决议中指出：“需要判处刑的案件，应当一律归最高人民核准。”根据这一精神，第一届全国第四次会议作出决议“今后一切刑案件，都由最高人民判决或者核准。”最高人民于2022年5月29日决定：“自即日起，凡由最高人民判处或者审核的‘缓’案件，一律不再报送本院复核。” [22]这一时期，刑复核程序由缺失到建立，由刑复核权力分散到逐步集中，并且刑立即执行的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核准权归各高级人民，使得刑复核程序逐渐步入正轨。我们认为这一刑复核权的划分是合理的，基于司法公正的考虑，立法者将刑立即执行案件的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基于诉讼效率的考虑，立法者将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核准权交由各高级人民行使。这种运作方式满足了对于公正和效率的双重渴求，是适应时代要求的。并且，这种立法模式奠定了今后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刑复核程序的立法模式，具有积极意义。
2022年刑事诉讼法以及此后颁布的人民组织法规定：“刑案件由最高人民判决或核准。”这是对前立法模式的延续，并无不妥。2022年3月16日，基于社会治安状况的恶化，全国会发出规定：在2022年内，对现行的、强、、放火等犯有严重罪行应当判处刑的案件，最高人民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核准。2022年六月，五届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刑案件核准权问题的决定》，规定除对反和贪污犯等判处刑，仍有最高人民核准外，在2022年到2022年内，对犯有、、强、、放火、投毒、决水和交通、电力等设备的罪行，由省高级人民终审判处刑的，或者中级人民一审判处刑，被告人不上诉的，都不必报最高人民核准。2022年9月2日，全国会通过决定，修改了《人民组织法》。其中规定：“刑案件除由最高人民判决的以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核准，、强、、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最高人民在必要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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