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政府聘任高级经济师

澄城名人有：丁本淳，郑拓彬，雷起云，郑欣淼，严信民和权海帆等名人

丁本淳是少将原炮兵顾问。

郑拓彬是2022年加入中国党，2022年至2022年12月任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和党组书记。

雷起云少将他历任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云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昆明军区兼云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军政治委员，昆明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副政治委员等职，指挥部队参加了广东、粤桂边追击、滇南等战役战斗，为部队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郑欣淼2022年参加工作。曾任陕西省委研究室主任，陕西省委副，政策研究室文化组组长，青海省副，国家副局长。现任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中究会会长。

严信民筹建印刷工人工会。2022年加入中国党。

中华人建立之后，历任政务院参事，事务委员会主任，学院副院长，中国农工党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副，农工党第七届团委员兼组织部部长，第八、九届副。

权海帆历任《延安报》记者、，延安地委干事、陕西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干事、副处长、处级调研员、副厅级巡视员。省文联民研会，省文艺理论家协会副、喜剧美学研究会会长、文联委员等。

扩展资料：

丁本淳陕西澄城醍醐镇人。2022年加入中国主义青年团。2022年转入中国党。土地战争时期，先后任共青团陕西省东府工委候补委员，陕西第二师范学校支部书记。

202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战争时期，先后任军总部炮兵团连政治，营政治。2022年起任军总部炮兵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延安炮兵学校政治部组干科科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联军炮兵第三团政治委员。2022年任第四野战军炮兵第二师副政治委员。参加了辽沈、平津等战役。中华人成立后，任炮兵师政治委员。2022年任志愿军炮兵师政治委员。

2022年起任炮兵部副部长，高炮兵学校副政治委员，炮兵部副部长、部长。2022年被授予大校军衔，2022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2022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22年起任炮兵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炮兵副政治委员、顾问。2022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郑拓彬 ，男 ，生于2022年2月24日，澄城县刘家洼乡店头庄人。2022年加入中国党。曾担任中学教员、延大烟场场长、鲁艺东北行军运输队队长、华北鲁艺系总务科科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被调至国家贸易部工作，先后任科长、副处长、处长、专员、副局长、局长等职。2022年至2022年任驻苏使馆商务参赞。2022年任对外贸易部三局局长。

2022年参加驻上海工作组，参与清理“”罪行。2022年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2022年任对外贸易部部长，2022年任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2022年拟任贸易部部长，2022年离休。

雷起云（1915~2022），男，曾用名雷鸣盛、雷腾蛟，陕西省澄城县人，中国党党员。原武汉军区顾问，原昆明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副大军区职离休。

中国人民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党第十次全国代表。2022年被授予大校军衔，2022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曾荣获八一奖章、二级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郑欣淼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还曾担任一些重要学术和社会兼职。2022年9月至2022年4月任中究学会会长，2022年4月任名誉会长。2022年5月至2022年10月任中国紫禁城学会会长，2022年10月任名誉会长。

2022年9月受聘为教科文组织《国际博物馆》杂志（全球中文版）学术顾问。2022年6月任中华诗词学会第三届会长，2022年8月续任第四届会长。2022年8月受聘为中国博物馆协会名誉理事长。2022年9月受聘为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兼职指导教师。

2022年7月受聘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导师。2022年5月，受聘为浙江大学故宫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特聘教授。2022年10月，受聘为南开大学兼职教授，2022年12月兼任南开大学故宫学与明清宫廷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严信民（1902—1988），陕西澄城人，；2022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2022年毕业于法兰克福大学；回国后，曾任监察院秘书、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参议；2022年加入中华解放行动委员会。

2022年当选为农工党执行委员。2022年任北平市人民研究室主任。同年出席中国人民第一届全体会议。

建国后，历任《》研究部主任，政务院参事，主任，学院副院长，农工党第七届团委员兼组织部部长和第八、九届副。是第一至五届全国代表，第五、六届全国。

权海帆，陕西澄城人。2022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202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长篇小说《丝路之父》（与孟长勇合作），评论集《文坛呐喊录》、《文海苦航》，论文集《陕西文艺十年》、《追寻与坚持》、《光照文坛五十秋》，民间文学集《谢子长故里乡音》。

《智星史阙疑的故事》、《中国动物故事选》，专著《中国西部幽默论》，编撰专著《文化经济学》等18部，另外发表《让文学闪耀更璀璨的理想之光》等论文、散文、电视剧剧本等200余篇。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丁本淳

                百度百科——郑拓彬

                百度百科——雷起云

                百度百科——郑欣淼

                百度百科——严信民

                百度百科——权海帆

２０００年，原西南师范大学和原西南农业大学都举行过建校５０周年庆祝活动。其实，无论是原西南师范大学，还是原西南农业大学，都不是１９５０年才创办的全新大学。原西南师范大学、西南农业大学其实同根同源，原本就是一所学校，均发轫于１９０６年创办的官立川东师范学堂、１９３３年创办的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简称川教院）和１９４０年创办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简称女师院）。而川教院和女师院此前也已有相当长的历史。这种历史是不能割断的。要追溯现在的西南大学和以前的西师、西农的办学源头，就不能不去探究组成她们的学校中创办最早的学校。这在全国乃至是一种通例。 　　组成原西师、西农的川教院与女师院中，川教院建立更早；川教院与川东师范学堂又有颇为复杂而密切的关系。所以，要对西师、西农以至今天的西南大学的创办追本溯源，就必须把川东师范学堂如何演变为川教院的历史弄清楚。 　　川东师范学堂的创办与清末教育制度的改革密切相关。清代的官办学校在京城有国子监、翰林院，在地方有府、州、县学。经过本省各级考试取入府、州、县学的，通称生员，即秀才（又称为诸生）。此外，还有私人办的私塾、书院等。生员一般是隶属于本府、州、县学的，若考选升入京师国子监读书的，则不再是本府、州、县学的生员，而称为贡生。意思是以人才贡献给皇帝。 　　１９０１年清决心实行改革即清末新政，内容之一就是改革学制。 　　１９０３年，张百熙、荣庆、张之洞等在《奏定学堂章程》的《学务纲要》中，特别强调师范教育之重要性，要求各省办初级师范学堂以培养小学教师，优级师范学堂以培养中学堂、高等学堂教师。《学务纲要》规定，初级师范学堂在省城应设五年制的完全科和一年制的简易科；在州县除办完全科外，为应急需，还应办师范传习所。在这次史称的“癸卯学制”改革中，师范教育第一次成为一个，不再附属于其他学堂之中。 　　为实施新学制，培养师资，清于光绪三十二年农历三月二十五日，即公元１９０６年４月１８日在重庆正式创办了第一所正规的师范学校——官立川东师范学堂。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西南大学的最早渊源。倡议者是川东道员张铎（字振兹），赞助者是绅士杜成章等，归川东道署。学堂即校长是铜梁人杨霖。生源由川东道所辖３６县选送，也同时招收一定数量的自费生。 　　１９０６年首次招收一年制简易师范科２３名学生，１９０７开办完全五年制师范科及附属小学。至辛亥前，共有毕业生２３０余人。 　　１９１２年９月，中华发布《师范教育令》称：“师范学校定为省立，由省行政长官规定地点及校数，报告教育总长分别设立。县因特别情事，依本令之规定，由省行政长官报经教育总长许可，得设立师范学校。两县以上联合设立师范学校者，亦须依前项之规定。”据此，川东３６县联合设立的川东师范学堂在三年即１９１４年改名为“川东联合县立师范学校”。 　　学校的最高机关是维持会，由川东道尹任会长，学校校长（时为铜梁人邱兆熊）任副会长，由３６县教育行政长官为成员。１９２８年，维持会改为校董会，道尹为会长。 　　辛亥后，由于战乱频仍，川东师范学堂常被军队占驻，学校不得不多次往返迁徙 。１９１６年租住观音梁船帮公所及附近民房，当年秋迁回原址．１９１７年秋迁住巴县文庙，１９２０年再次迁回原址，因变买旧址，拟建新校．１９３０年春租住曾家岩巴县农中校旧址及龙泉观作临时校舍，１９３０年末迁至石马岗，即今文化宫。其时，因为战乱，四川实行防区制，政出多门，办学经费不能如数、按时征集；校长频频更换，十一、十二年间，曾五易其人，最短的任期不足两个月。十六年周天治任校长时，情况更为严重，周因经费困难于任职之次年辞职，另委任之校长徐天权也因学校经费之窘迫而坚辞不就，学校无人负责。川东联 合县立师范学校濒临倒闭之绝境。 　　川东师范濒临绝境之时，正值刘湘主政重庆。刘曾决定将该校停办，遂指派刚接任川东道尹的甘绩镛到校办理结束事宜，但遭到学校师生及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热心教育事业的甘绩镛审度形势，召开维持会，讨论学校存废问题。会议决议，学校继续办理，并改组维持会为校董会，道尹为会长。校董会一致推举甘绩镛为校长，川东师范得以保留。甘绩镛接任校长后，募集资金，整顿解款，偿还旧债，使校务出现转机。十八年，甘绩镛提出将已不适用的旧校址出卖，觅地另建新校，得到校董会同意后，遂在通远门外石马岗购买７０００余方丈土地营建新校舍，并于１９３０年末迁入。 　　１９３１年１月，川东联合县立师范学校奉令改名为“川东共立师范学校”。 　　在甘绩镛任校长期间（１９２８－－１９３５），加强了川东师范的建设，健全规章制度，树立良好学风，严格选聘教师，筹措办学经费，提高教师待遇，改善教学生活设施，并设立“典夔奖学金”，提高了川东师范的办学水平。 　　１９３５年，刘湘任的四川省在重庆成立，即宣布废除防区制，实现川政统一。甘绩镛升任民政厅长。是年７月１３日，四川省由重庆迁成都，甘绩镛亦随之去成都，不再兼任川东共立师范学校校长，遂由南京大学外文系毕业的聂荣藻接任。在聂任校长期间，学校进一步发展。 　　１９３９年５月，侵略者对重庆狂轰滥炸期间，川东师范迁至江津白沙镇东海沱古坟湾，１９４６年５月迁回石马岗。 　　大约在１９３４年末或１９３５年初，川东共立师范学校曾奉令改为“川东联立师范学校”。１９４０年８月，又改名为“四川省立川东师范学校”。 　　重庆解放后，军代表毛雍如代表人民，接管了四川省立川东师范学校。１９５０年９月１８日，重庆市人民发布命令，将四川省立川东师范学校改名为“重庆市立第一师范学校”。 　　 从乡村师范专修科到四川省立教育学院 　　二十一年即１９３２年，川东共立师范学校内办起了乡村师范专修科。创办过程也颇多曲折和艰辛。 　　接任川东师范校长的甘绩镛，对加强师资之培养以振兴四川教育有深刻的认识。因此，在十九年（１９３０年）７月，向校董会提出了将川东师范改名为“川东联合县立高等师范学校”、增办二年制高等师范的专案。校董会采纳了甘氏建议，组织了筹备会，正式启动增办二年制高等师范的筹备工作，并将此呈报四川省教育厅。省教厅以改办高师与现行学制不合为由，指令停止筹备。而川东师范筹办高师诸君却认为，此举并无不是，继续其筹备工作，只不过在形式和步骤上略作变通。在２１军（刘湘任军长）和社会知名人士支持下，校董会决议，于１９３２年秋，在川东共立师范学校内开办乡村师范专修科和中心农事实验场，聘请四川石?d人、曾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研究部导师的张知任科主任。“开办之初，以经费基础未固，规模又只一班，乃由划归川东师范学校办理，而附设其中焉”。专修科“以研究乡村问题、培养中级乡村师范之健全师资为宗旨”，每年招收一个班４０名学生。凡高中、后期师范毕业或同等学力、年龄在19到30岁之间、经学校录取者，即可入学学习。学生分两部分：一为川东各县申送者，均为官费；一为川东以外县分备资申送者，为自费。而后者名额不得超过总数的十分之二。是年８月，专修科先后两次招生，９月１日正式开学。首届共招生２９人，农场也设在校内。 　　１９３３年２月，乡村师范专修科迁至磁器口后，班次增加，规模扩大，但仍由川东师范学校派教师到该处上课。可见，不仅初办时的乡师专科属于川东共立师范学校的一部分（该科成立一年时的《报告书》说：“本科系川师校的一部分，经费收支亦完全由川师校事务处负责”），而且迁至磁器口时，该科仍与川东共立师范学校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甘绩镛在给校董会的报告中说：“其产生之初，则全系本校之力”，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１９３３年７月，四川省颁发《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办法及组织大纲》，并拨款４万元，正式将乡村师范专修科改为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开始招收本科学生，与川东共立师范学校分开，成为一所的高等院校。甘绩镛仍任该院院长。８月，学院开学行课。此时，学院仅设乡村社会系和农业系。加上专修科学生，共有１００余人。１９３５年初，乡建院共有教师２３人，其中教授１１人，讲师１０人。甘绩镛任四川省民政厅长后，２１军派政务处副处长高显鉴接任院长。 　　由于乡建院之名与当时学制不合，四川省教育厅于１９３６年８月训令将乡村建设学院改为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委任高显鉴为院长。次年２月，批准省教厅的决定，准予设立。此后，系科逐渐调整或增加。至１９４６年，全院已有７个系４４６名学生、１３３名教职员工（包括附属农场、附中、附小教职员在内）。到重庆解放时，川教院共有教育、国文、数学、英文、史地、博物、农艺、农制、园艺等９ 个系，已经具备大学的规模。

沧州师范学院座落于沧州市高教新区，其前身是始建于2022年的沧州师范专科学校，2022年3月，经国家批准，升格为普通本科院校。学校占地600亩，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目前设有16个教学系部，全日制在校生近10000人。学校秉承“质量立校、特色兴校、人才强校、学科领校、开放活校”的办学理念，围绕“一切为了学生、一切为了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一切为了学校发展”的办学思想，多年来为当地经济社会和基础教育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学校面向省内外招生，目前，在校生达7400余名。多年来还担负着为沧州市及省内外部分地市培养、培训中学师资的任务。学校位于河北省沧州市市区，东临渤海，毗邻京津，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从火车站乘18路、19路、219路，汽车站乘236路公共汽车可直达学校。
　　学校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结构合理的高素质师资队伍，教职工746人，其中专任教师411人，教职工总数的55%。专任教师中有教授49人，副教授162人，占专任教师总数的3%。有博士2人、硕士132人，占专任教师总数的1%；另有在读博士2人，在读硕士42人；赴国外留学及访问学者5人，国内访问学者8人。该校还先后聘任了32名客座教授和4名外籍教师。全校有10名教师荣获国家和省“优秀教师”、“劳动模范”等称号，8名教师获得 “曾宪梓教育基金奖”，有10名教学和科研业绩突出的教师入选河北省新世纪“三三三人才”工程，有19名教师被评为沧州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毕业生就业工作是学校的党政一把手工程，是各项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毕业生总体就业状况良好。学校在北京、天津、青岛、苏州、广州、深圳及河北省和本市建立了稳定宽敞的就业渠道。每年都有大量毕业生在上述经济发达地区成功就业，就业率在85%以上。随着沧州临港经济开发区和天津滨海新区的一体化建设，大量的外资、合资企业入住我临港经济开发区，今后将有大量的毕业生实现“本土化”就业。
　　学校教风严谨，学风优良，纪律严明，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各专业优秀人才，毕业生分布在沧州市、全省、全国乃至国外教育、科研、企业事业等各个行业，多数已成为所在单位的技术骨干。数千名毕业生利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突出贡献，有的被评为省、市、县级劳动模范，有的被评为河北省"十大科技杰出青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有数十名毕业生在全国著名高等学府、国外高等学府执教，成为有一定影响的专家或学者。
　　创办于2022年的《沧州师专学报》，是沧州高校唯一的省级期刊，2022年获河北省高校学报优秀期刊二等奖。
　　学校多次荣获国家部委、省、市"先进办学单位"、"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单位"、"科技三下乡活动先进单位"、"建功立业先进单位"、"文明学校"等荣誉称号。被社会各界誉为"经济建设高级人才的摇篮"。[

王锋，博士，高级经济师，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受聘或兼任：国家住房和城乡房地产市场调控决策咨询专家，中国房地产研究会住房保障和公共住房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深圳市委、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深圳市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深圳市房地产经纪业协会副会长，广东省房地产评估与经纪学会理事，深圳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选官用人乃国之大事，为了保证人才选拔，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国家一方面大力发展教育；另一方面不断探索和完善选官制度，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科举制度的创立与完善。“中兴以人才为本”，自古有“得人者昌”，“失贤者亡”之说。因此认真总结中国古代选官用人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春秋以前，官吏主要通过“世卿世禄”制度产生。战国时，“世卿世禄”制逐渐废除，官吏的选举发生了根本变化。秦在统一之前，“仕进之途，唯辟田与胜敌而已”，而胜敌是其主要途径。秦统一后的官吏，也就多出于军功。到了汉代，朝廷为了适应主义集权封建国家的需要，在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了一整套选举人才的选官制度。这套制度包括察举、皇帝征召、公府与州郡辟除、大臣举荐、考试、任子、纳资及其他多种方式，不限于一途，而且还可以交互使用。以后，我国古代官吏选用又分别出现了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及隋唐滥觞的科举制。这些选官用人制度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也表现出各种弊端。

察 举 制

察举也就是选举，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汉代察举的标准，大致不出四条，史称“四科取士”，《后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官仪》说：
一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
四科取士大约起于西汉，下迄东汉未改。不过有时单举其中的一二科，或全举四科，均有诏令临时规定。察举的标准虽仅有四科，但察举的具体科目却很多，主要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通常指经学）以及明经、明法、尤异、治剧、兵法、阴阳异等临时规定的特殊科目。这些都是功名，有了功名，便可实授官职。上述察举诸科，实际上分为岁举和特举，岁举是常制，特举由诏令临时规定，二者都是由下向上推选人才的制度。汉代选官以“乡举里选”为依据，体现的是尊重乡里对士人德才评判的权威性。但是，评价一旦与仕途沉浮相联系，就容易被某些有权势、有影响的人物或社会集团所控制、所利用。曹操审时度势，提出了“惟才是举”的用人原则，这既是对处于乱世求贤的需要，也是对汉代“选举失实”的刻意纠正。

征 辟

征辟是一种自上而下选拔官吏的制度，主要有皇帝征聘与公府、州郡辟除两种方式。皇帝征聘是采取特征与聘召的方式，选拔某些有名望的品学兼优的人士，或备顾问，或委任政事。征聘之方，由来已久，如秦孝公公开下令求贤即属征聘性质。秦始皇时叔孙通以文学征，王次仲以变仓颉旧文为隶书征，亦皆属征召性质。到了汉代，汉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年）求贤诏，也是继承了这一方式。以后自西汉武帝以至东汉，相沿成例。对于德高望重的老年学者，且特予优待。如武帝即位之初，即“使使者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可谓开了汉代安车蒲轮以迎贤士的先例。皇帝征聘，为汉代最尊荣的仕途，被征者来去自由，朝廷虽可督促，如坚不应命，亦不能强制；且于既征之后，地位也不同于一般臣僚，大都待以宾礼。
辟除是高级官员任用属吏的一种制度。汉代辟除官吏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三公府辟除，试用之后，由公府高第或由公卿荐举与察举，可出补朝廷官或外长州郡，故公府掾属官位虽低，却易于显达。一种是州郡辟除，由州郡佐吏，因资历、功劳，或试用之后，以有才能被荐举或被察举，亦可升任朝廷官吏或任地方长吏。
公府与州郡既有自行选官之权，而被辟除的属吏又不为朝廷命官，故去留亦可以自便。如不应辟，也不能加以强迫；否则，要受到的非议。尤其是州郡辟召是当时比较自由的仕宦途径，而且既辟除之后，主官即当加以重用；否则，气节志行之士就要辞去。另一方面，公卿牧守既可自行辟除，他们为了发展个人势力，皆争相以此笼络士人；而士人为了做官，也不得不依托权门。这样便发展成为一种私恩的结合。西汉时被辟除者犹为国家官吏，到东汉则实际上成了主官的私属。于是朝廷集权力量遭到分割，地方割据势力得到发展，东汉末年四分五裂的局面，与用人之权转移到私人手中有很大关系。

九 品 中 正 制

在汉末军阀混战的冲击之下，乡里组织遭到，“乡举里选”的传统做法难以为继。在此情况下，三国时的曹魏制定和推行了“九品中正制”。在朝官中推选有声望的人担任各州、郡的“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地士人，按其才德声望评定九个等级，然后根据士人的品级，向吏部举荐。吏部依据中正的报告，按品级授官。起初，这一制度是致力于解决朝廷选官和乡里清议的统一问题，是对汉代选官传统的延续，也是对曹操用人政策的继承。但到魏晋之交，因大小中正官均被各个州郡的“著姓士族”所垄断，他们在评定品级时，偏袒士族人物，九品的划分，已经背离了“不计门第”的原则。此后的三百年间，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门阀士族垄断的局面，而九品中正制一直是保护士族世袭政治特权的官僚选拔制度。

科 举 制

南北朝时期的士族制度，只是按照门第高低分配权力，不能满足数量众多的出身低微的地主的要求，而门第高的士族腐败，因而加剧了当时的政治腐败和地方割据的倾向，说明士族制度已经腐朽。同时封建经济有所发展，尤其是均田制实行后，中小地主势力增长，非常渴望进入阶层。隋唐时期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为革新政治、巩固、加强集权，在选官上实行了科举制。
隋文帝废除维护门阀贵族地位的九品中正制，于开皇七年（2022年）设“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两科。隋炀帝时始置进士科，因为是分科取士，所以名为“科举”。王朝开始用公开考试的方法来甄别人才高下，从而量才录用，这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上的重大改革，为以后历代所沿用。
唐代科举有常举和制举两类。常举每年举行，于进士科外，复置秀才、明经、明法、明字、明算等多种。学馆的生徒可以直接报考，不在学的自行向州、县报考，合格后再由州县送参加考试，应试者以进士、明经两科为最多。考试的内容，进士着重于诗赋和时务策，明经则着重于儒家经典的记诵。主持考试的，开元二十四年（736）以前一直是吏部考工员外郎；以后归礼部掌管，也有临时由皇帝委派中书舍人等清要官主持的。武则天当政时，还亲自主持考试。考试及格者称为“及第”。录取数进士科约为应试者的1-2%，明经科为1-2/10。因为考生投送履历表，叫做“投状”，所以进士第一名称“状头”或“状元”。武则天还增设武举，由兵部主持。
制举由皇帝临时立定名目，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文辞清丽科、博学通艺科、武足安边科、军谋越众科、才高未达沉迹下僚科等百十余种。士人和官吏都可以参加考试。考中以后，原是官吏的立即升迁；原来不是官吏的，也立即由吏部给予官职。但制举出身当时并不被视为正途，而看成是“杂色”。
隋唐时期创立的科举制度有积极意义：剥夺了士族地主的政治特权，削弱了地方豪强士族的势力，使封建官吏的选拔和任用权收归，有利于消除地方和在选官方面的腐败，改变了自秦汉以来以荐举为主的官吏选拔制度，是历史的一大进步。通过科举考试，向整个地主阶级开放仕途，有利于笼络人才，缓和了矛盾，扩大了阶级的基础。科举制度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起来，从而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大大加强了集权，有利于政局的稳定，推动了教育和科技文化的发展。
科举制度为以后历代王朝所沿用，但到了明清时期，专重“四书”“五经”，以八股文取士，禁锢了士人的思想，极大地束缚了知识分子的创造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的文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