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师受政策影响

摘要 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区间和货币需求和货币供给变动对货币市场均衡的影响宏观经济政策可分为需求政策和供给政策,前者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后者包括人力政策和收入政策等,但主要是需求政策,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说明国家如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经济,先要说明一下什么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和影响。 财政政策是变动税收和支出以便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就业和国民收入的政策。变动税收是指改变税率和税率结构。例如:经济萧条时,采用减税措施,给个人和企业多留些可支配收入,以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从而增加生产和就业。尽管这又会增加对货币的需求,使利率上升、私人投资受到一些影响、削弱一些减税对增加总需求的作用,但总的说来国民收入还是增加了。再如,高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较低,低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因而改变所得税结构,使高收入者增加些赋税负担,使低收入者减少些负担,同样可起到刺激社会总需求的作用。变动支出指改变对商品与劳务的购买支出以及转移支付。例如,在经济萧条时,扩大对商品和劳务的购买,多搞些公共建设,就可以扩大私人企业的商品销路,还可以增加消费,刺激总需求 咨询记录 · 回答于2022-12-19 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区间和货币需求和货币供给变动对货币市场均衡的影响 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区间和货币需求和货币供给变动对货币市场均衡的影响宏观经济政策可分为需求政策和供给政策,前者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后者包括人力政策和收入政策等,但主要是需求政策,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说明国家如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经济,先要说明一下什么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和影响。 财政政策是变动税收和支出以便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就业和国民收入的政策。变动税收是指改变税率和税率结构。例如:经济萧条时,采用减税措施,给个人和企业多留些可支配收入,以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从而增加生产和就业。尽管这又会增加对货币的需求,使利率上升、私人投资受到一些影响、削弱一些减税对增加总需求的作用,但总的说来国民收入还是增加了。再如,高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较低,低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因而改变所得税结构,使高收入者增加些赋税负担,使低收入者减少些负担,同样可起到刺激社会总需求的作用。变动支出指改变对商品与劳务的购买支出以及转移支付。例如,在经济萧条时,扩大对商品和劳务的购买,多搞些公共建设,就可以扩大私人企业的商品销路,还可以增加消费,刺激总需求 货币政策是货币当局即银行通过银行体系变动货币供给量来调节总需求的政策。例如,在经济萧条时增加货币供给,一方面可降低利息率,刺激私人投资,另一方面货币供给增加可直接支持企业扩大投资,进而刺激消费,使生产和就业增加;反之,在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率太高时,可紧缩货币供给量以提高利率,抑制投资和消费,使生产和就业减少些或增长慢一些。前者是扩张性货币政策,后者是紧缩性货币政策。 可见,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是通过影响利率、消费、投资进而影响总需求,使就业和国民收人得到调节。

当经济过热时采取紧缩的货币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主要是减少流通中的货币供应量，如提高准备金率、减少贷款发放等、提高利率等，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发行国债，减少投资与采购等；反之，经济过冷时采取积极的货币与财政政策，促进消费、促进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在经济良性运行时，采取中性财政政策，不做主观的调控，让经济保持平稳运行与发展。

扩展资料

局限性

第一，在通货膨胀时期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可能效果比较显著，但在经济衰退时期，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效果就不明显。

第二，从货币市场的均衡情况来看，增加或减少货币供给要影响利率的话，必须以货币流通速度不变为前提。

第三，货币政策的外部时滞也会影响政策效果。

第四，在开放经济中，货币政策的效果还要因为资金在国际上流动而受到影响，例如，一国实行紧的货币政策时，利率上升，国外资金会流入，若利率浮动，本币会升值，出口会受到抑制，进口会受刺激，从而使本国总需求比在封闭经济情况下有更大的下降。

货币政策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远不止这些，但仅从这些方面来看，货币政策作为平抑经济波动的手段，作用也是有限的。

从当前情况看，疫情防控已经转入常态化，在这种情况下，对经济显而易见的会造成一定影响。首先受到冲击的应该是传统的制造业，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导致消费需求猥琐，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制造产业在出口受阻、消费低迷的影响下，肯定会收到影响。但是要注意到我国产业机构的多样性，在信息技术、智力输出等方面我们这几年都有较大的突破，传统的制造业大省也都在加快转型升级向“无人区”挺进，所以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变，短期影响估计需要靠国家加大宏观调控手段来对冲。

关键在于扩大内需。我们早就已经是内需为主的经济，加上我们在全球率先控制住了疫情，全国绝大多数省份已经进入疫情低风险区域，生产和生活秩序正在陆续恢复，因而如何有效扩大内需，将是对冲疫情影响的关键所在。

3月27日的会议提出，要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和实施力度。要抓紧研究提出积极应对的一揽子宏观政策措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因此，对冲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货币和财政政策势必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基层官员喜欢搞基建投资，而非直接给企业、给民众发补贴，因此必须克服基层官员个人利益动机的影响文｜余智编辑｜苏琦新冠疫情对中国的宏观经济造成了重大负面冲击。第一季度中国GDP增长率为负8%，为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季度负增长。目前全国各地复工复产已经逐步展开，但部分地区与行业的恢复情况还不理想。加上世界其他各国疫情形势仍然很严峻，中国进出口与国际双向投资因而受到严重影响，经济增长形势仍然很不乐观。为了应对疫情的冲击，中国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后续的政策措施应该还会继续跟进。笔者认为，应对疫情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确立三个“主辅”关系与三个“增减”关系：经济救助为主，经济刺激为辅；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直接补贴为主，减轻税负为辅；缩减新老基建投资，增加企业民众补贴；缩减重点产业补贴，增加困难产业补贴；缩减国有企业补贴，增加民营企业补贴。首先谈三个“主辅”关系。第一个主辅关系：经济救助为主，经济刺激为辅。这是应对疫情冲击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坚持的指导思想。中国现在面临的经济问题，不是由于经济自身结构问题或经济周期问题产生的经济疲软。因此相应的对策也不是要刺激经济、熨平经济周期。现在的问题是发生了非常剧烈的外在冲击，部分产业、很多企业的基本生存发生问题，一些低收入民众的基本生活也遇到重大困难。他们需要的是及时的救助。这应该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第二个主辅关系：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这是指宏观经济政策中的两大政策选择。为什么应该这样呢？因为货币政策的对象是普适性的，不同企业、不同个人来申请贷款，不同企业的贷款条件是类似的，不同个人的贷款条件也是类似的，差异化不大。但是，疫情造成的影响是结构性的，对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不同个人是不一样的：很多行业受到的影响特别大，包括旅游、交通、旅馆、餐馆、院，等等；而有些行业，如网购等，不仅没有受到负面影响，反倒有正面影响。因此，应对疫情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是有针对性的，而财政政策可以针对不同经济主体分别使用不一样的政策。这并非是说货币政策不可用。货币政策仍然可以使用，降低利率，增加贷款，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但它应该是辅助性的。应该以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为主。此外，货币政策的贷款毕竟还是要偿还的，而现在很多特别困难的企业与个人，需要直接的财政无偿援助。第三个主辅关系：直接补贴为主，减轻税负为辅。这是指财政政策内部的收入、支出政策的选择。财政收入方面的扶助政策是减轻税负，这个政策要可以采取，但应该只是辅助措施。这是因为，现在很多困难企业与民众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收入的税负问题，而是几乎没有收入，甚至入不敷出。财政政策应该以支出政策为主，也就是以增加补贴为主，帮助受到疫情负面影响的行业、企业、个人，渡过这个巨大的难关。其次谈三个“增减”关系，即宏观政策的三个改变。这几个改变都是针对财政政策的支出与补贴政策而言的，这是因为，上面已经谈到，宏观经济政策中应该以财政政策为主，而财政政策里又应该以支出与补贴政策为主。第一个增减关系：缩减新老基建投资，增加企业民众补贴。一些经济学家提出要搞基建投资刺激经济，包括老基建、新基建。笔者不赞同这种主张，而认为应该反向操作：要缩减在基建方面的投资支出，要把钱节省下来，用来增加对受疫情负面影响较大的困难行业、困难企业、困难民众的补贴，帮助他们渡过这个难关。这是因为：基建只涉及几个行业，而且这些行业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为什么要去刺激它呢？有人说，增加基建投资，可以把其他受疫情影响行业的从业者吸引过来就业。这的确可能会增加一些就业，但增加的数量会很有限，远远不能吸纳受疫情负面影响的行业的所有失业人员。而且，吸收其他行业的人来就业，还存在转换成本。疫情之后，这些人员又有很多要转回到原先的行业。这就会导致两次转换成本。所以，搞基建投资会在短期内扭曲经济结构，而在解决就业问题上作用不大，且成本较高。总之，应该减少基建投资，增加企业民众补贴。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克服基层官员的个人利益动机的影响。基层官员喜欢搞基建投资，而非直接给企业、给民众发补贴。这是因为：搞基建投资，到哪个地方去投资，给谁投资，哪儿投资多一点，哪儿投资少一点，里面有很多讲究，官员有很多“捞油水”的腐败机会；而如果给企业、给民众直接发放补贴，这种机会就没有了。这是政策的政治经济学问题。高层应该认识到这个问题，防止基层官员的个人利益冲动影响的正确决策。第二个增减关系：缩减重点产业补贴，增加困难产业补贴。重点产业是指国家产业政策中确定的一些优先发展的产业。考虑目前的经济困难状况，应该先把对这些产业的补贴减弱一些，将钱节约下来，增加对困难产业的补贴，维持经济的平衡运转。同时，这也能减轻中国与美欧日近年来围绕中国产业补贴问题产生的剧烈贸易摩擦。中国产业政策近年来导致的内外争议比较大，今后应加以调整，遵循更加国际化、市场化的发展思路。笔者曾在《联合早报》与《FT中文网》的多篇评论中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述。第三个增减关系：缩减国有企业补贴，增加民营企业补贴。相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国有企业在过去几年来由于“做大做强”政策的扶持，享受的优惠很多，包括土地、资金、原材料等各个方面，获得了较好的发展。而民营企业不仅享受的政策优惠少，而且在供给侧改革方面承担的成本较高，发展势头受阻。尽管2022年底以来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民企的政策，但收效并不明显。在此次疫情当中，困难最大的也是民企，特别是中小民企。因此，应该缩减对国企的补贴，增加对民企特别是中小民企的补助。这也有助于更好地落实“国企竞争中性”原则，减轻中国与美欧日近年来围绕国企问题产生的摩擦。以上这些，只是一些原则性的政策建议。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应该由有关部门与机构具体加以细化。（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基层官员喜欢搞基建投资，而非直接给企业、给民众发补贴，因此必须克服基层官员个人利益动机的影响

文｜余智

编辑｜苏琦

新冠疫情对中国的宏观经济造成了重大负面冲击。第一季度中国GDP增长率为负8%，为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季度负增长。目前全国各地复工复产已经逐步展开，但部分地区与行业的恢复情况还不理想。加上世界其他各国疫情形势仍然很严峻，中国进出口与国际双向投资因而受到严重影响，经济增长形势仍然很不乐观。

为了应对疫情的冲击，中国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后续的政策措施应该还会继续跟进。笔者认为，应对疫情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确立三个“主辅”关系与三个“增减”关系：经济救助为主，经济刺激为辅；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直接补贴为主，减轻税负为辅；缩减新老基建投资，增加企业民众补贴；缩减重点产业补贴，增加困难产业补贴；缩减国有企业补贴，增加民营企业补贴。

首先谈三个“主辅”关系。

第一个主辅关系：经济救助为主，经济刺激为辅。这是应对疫情冲击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坚持的指导思想。中国现在面临的经济问题，不是由于经济自身结构问题或经济周期问题产生的经济疲软。因此相应的对策也不是要刺激经济、熨平经济周期。现在的问题是发生了非常剧烈的外在冲击，部分产业、很多企业的基本生存发生问题，一些低收入民众的基本生活也遇到重大困难。他们需要的是及时的救助。这应该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

第二个主辅关系：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这是指宏观经济政策中的两大政策选择。为什么应该这样呢？因为货币政策的对象是普适性的，不同企业、不同个人来申请贷款，不同企业的贷款条件是类似的，不同个人的贷款条件也是类似的，差异化不大。但是，疫情造成的影响是结构性的，对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不同个人是不一样的：很多行业受到的影响特别大，包括旅游、交通、旅馆、餐馆、院，等等；而有些行业，如网购等，不仅没有受到负面影响，反倒有正面影响。

因此，应对疫情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是有针对性的，而财政政策可以针对不同经济主体分别使用不一样的政策。这并非是说货币政策不可用。货币政策仍然可以使用，降低利率，增加贷款，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但它应该是辅助性的。应该以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为主。此外，货币政策的贷款毕竟还是要偿还的，而现在很多特别困难的企业与个人，需要直接的财政无偿援助。

第三个主辅关系：直接补贴为主，减轻税负为辅。这是指财政政策内部的收入、支出政策的选择。财政收入方面的扶助政策是减轻税负，这个政策要可以采取，但应该只是辅助措施。这是因为，现在很多困难企业与民众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收入的税负问题，而是几乎没有收入，甚至入不敷出。财政政策应该以支出政策为主，也就是以增加补贴为主，帮助受到疫情负面影响的行业、企业、个人，渡过这个巨大的难关。

其次谈三个“增减”关系，即宏观政策的三个改变。这几个改变都是针对财政政策的支出与补贴政策而言的，这是因为，上面已经谈到，宏观经济政策中应该以财政政策为主，而财政政策里又应该以支出与补贴政策为主。

第一个增减关系：缩减新老基建投资，增加企业民众补贴。一些经济学家提出要搞基建投资刺激经济，包括老基建、新基建。笔者不赞同这种主张，而认为应该反向操作：要缩减在基建方面的投资支出，要把钱节省下来，用来增加对受疫情负面影响较大的困难行业、困难企业、困难民众的补贴，帮助他们渡过这个难关。这是因为：基建只涉及几个行业，而且这些行业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为什么要去刺激它呢？

有人说，增加基建投资，可以把其他受疫情影响行业的从业者吸引过来就业。这的确可能会增加一些就业，但增加的数量会很有限，远远不能吸纳受疫情负面影响的行业的所有失业人员。而且，吸收其他行业的人来就业，还存在转换成本。疫情之后，这些人员又有很多要转回到原先的行业。这就会导致两次转换成本。所以，搞基建投资会在短期内扭曲经济结构，而在解决就业问题上作用不大，且成本较高。总之，应该减少基建投资，增加企业民众补贴。

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克服基层官员的个人利益动机的影响。基层官员喜欢搞基建投资，而非直接给企业、给民众发补贴。这是因为：搞基建投资，到哪个地方去投资，给谁投资，哪儿投资多一点，哪儿投资少一点，里面有很多讲究，官员有很多“捞油水”的腐败机会；而如果给企业、给民众直接发放补贴，这种机会就没有了。这是政策的政治经济学问题。高层应该认识到这个问题，防止基层官员的个人利益冲动影响的正确决策。

第二个增减关系：缩减重点产业补贴，增加困难产业补贴。重点产业是指国家产业政策中确定的一些优先发展的产业。考虑目前的经济困难状况，应该先把对这些产业的补贴减弱一些，将钱节约下来，增加对困难产业的补贴，维持经济的平衡运转。同时，这也能减轻中国与美欧日近年来围绕中国产业补贴问题产生的剧烈贸易摩擦。中国产业政策近年来导致的内外争议比较大，今后应加以调整，遵循更加国际化、市场化的发展思路。笔者曾在《联合早报》与《FT中文网》的多篇评论中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述。

第三个增减关系：缩减国有企业补贴，增加民营企业补贴。相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国有企业在过去几年来由于“做大做强”政策的扶持，享受的优惠很多，包括土地、资金、原材料等各个方面，获得了较好的发展。而民营企业不仅享受的政策优惠少，而且在供给侧改革方面承担的成本较高，发展势头受阻。尽管2022年底以来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民企的政策，但收效并不明显。在此次疫情当中，困难最大的也是民企，特别是中小民企。因此，应该缩减对国企的补贴，增加对民企特别是中小民企的补助。这也有助于更好地落实“国企竞争中性”原则，减轻中国与美欧日近年来围绕国企问题产生的摩擦。

以上这些，只是一些原则性的政策建议。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应该由有关部门与机构具体加以细化。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