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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草公主/yl 2小时前发布 赞 566 中国历代财政体制简论
赋税，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的需要，凭借政治权力，组织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国家存在的经济表现。它不但是维持公共权力的经济基础，对于经济发展也起着重要的杠杆作用。认为，国家是阶级的工具，也是对社会进行的形式。需要费用，费用来自财政，财政来自赋税。赋税在我国始于夏代早期，随着社会的变迁，不同的社会制度的更迭，出现了不同的赋税制度，一方面，它们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面貌的直接反映，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它们又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发生着重要的影响。借古鉴今，研究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变革，探究其发展规律与历史得失，对当前的经济形式发展可以说有着积极的启示作用。
一、先秦时期
我国赋税始于夏代，史载：“自虞、夏时，贡赋备矣。” 。《孟子•滕文公》也载："夏后氏五十而贡"。这些记述表明，我国奴隶制国家建立后，曾经及时采取法律形式确立国有赋税制度。即以五十亩地为计量单位，并取其平均值地十分之一，作为向国家缴纳的贡赋。赋是夏王朝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是平民向国家交纳的实物地租。而夏朝的财政收入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贡纳。夏朝的"贡"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或间接区内的诸侯、方国或部落之贡，一是公社农民或其他类型农民的"五十而贡"，前者属于赋税或捐税，后者具有租、税合一的性质。
商朝仍沿袭夏的贡制。
周朝基本上是沿袭了夏商的赋税制度。西周实行井田制，国家在修筑水渠和道路时把土地划分为许多“井”字形方块，故称为井田。井田制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亦即属于周王，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周王把土地分赐给各级贵族，让他们世代享用。他们只有享用权而无所有权，所以不准转让和买卖。为了充分发挥地力，并规定了定期“换土易居”的分配制度。西周的井田制根据剥削对象的不同，有两种不同的区划，一种是“十夫有沟”，即国中平民的份地。其收入要上缴国家十分之一，作为贡税，以充军赋。另一种是“九夫为井”，即国家将方里土地按井字形划为九区，中一区为公田，余八区为私田分授八夫；公田由八夫助耕，收获全部缴给领主。男子成年受田，老还田。井田制度是奴隶制国家的经济基础，体现了我国奴隶社会生产关系的主要部分。它与宗法制度紧密相连，在西周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然而两周时期的赋税制度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了很大的改变。公元前2022年左右管仲相齐，实行"井田畴均，相地而衰征"的税法，突破了井田制的局限；公元前2022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实行“履亩而税”，即不分公田、私田，凡占有土地者均须按亩交纳土地税。井田之外的私田，从此也开始纳税。这是三代以来第一次承认私田的合法性，是个很大的变化。实行“初税亩”反映了土地制度的变化，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初税亩”的出现，标志着我国从奴隶制赋税向封建制赋税制的开端。此后，列国纷纷仿效鲁国实行“初税亩”。到了秦国商鞅变法时，干脆废除国君对贵族（卿大夫）分封、赏赐食邑的制度，而承认通过买卖所获得的土地所有权。初税亩是我国古代赋税制度的第一次重大改革，它废除了按劳力计征的力役地租制，确立了以田亩计征的实物地租制，是税收由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标记。这个时期的赋税制度改革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其他相关制度的改革。
秦代的赋税制度
《汉书·食货志》中载有董仲舒关于秦代赋税制度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古者税民不过什一，……至秦则不然，……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田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故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秦代的赋役是三代的20～30倍，农民租佃地主的土地，要缴纳给地主“见税什伍”的租赋，因而广大农民一贫如洗，许多农民无法生存，只得逃往山林，变为盗贼，许多农民揭竿而起，这是强秦短命的重要原因。
秦代还改“因地而税”的制度，而改行“舍地而税人”的制度，即索取“人头税”，其税率20倍于从前。《通考》在评论秦代的土地和赋税制度时指出：“秦坏井田，任民所耕，不限多少，已无所稽考，以为赋敛之厚薄，其后舍地而税人，则其谬益甚矣。”
汉代的赋税制度
汉高祖刘邦记录了强秦亡的教训，在汉初采取了“轻徭薄赋”的政策。《汉书·食货志》中说：“汉兴，按秦之敝，诸侯记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者过半。高祖以是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这就是说，从汉高祖时起，实行“十五税一”的政策，及至汉文帝时期，又有“田租减半”之诏，也就是采取“三十税一”的政策。并有2022年“除田之租税”。汉景帝时（前2022年）复“三十税一”之制。东汉时，刘秀曾经实行过“什一之税”，但不久又恢复“三十税一”的旧制。纵观两汉赋税制度，除恒帝、灵帝曾加亩税十钱以外，一般通行“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的实物地租。
汉初还有所谓“口赋”，也就是人“人头税”。这是专指对7岁至14岁未成年人所征的赋税。原规定：不分男女，每人每年缴纳“口赋”20钱。汉武帝时，将起征年限改为3岁，20钱改为23钱。汉元帝时，又将起征年限改为7岁。
汉代还有所谓“算赋”，这是对成年人年征的“人头税”。高祖四年（前203）开始征收，凡年15以上至56岁，不分男女，每人每年征112钱，谓之“一算”。对于商人与奴婢则加倍征收。
汉代由于采取“轻徭薄赋”和“与民休息”的政策，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经过70余年的经营，神州大地出现了所谓“文景之治”的盛世。《史记·平准书》中对此有极为生动的描述：“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这是中国历史上值得大书的篇章。
隋代的赋税制度
隋代于开皇二年（582）颁布租调令，规定一夫一妇为“一床”，作为课税单位。据《隋书·食货志》记载：“丁男一床，租粟三石，桑土调以绢、絁，麻土以布绢。絁以疋，加绵三两。布以端，加麻三斤。单丁及隶各半之。未受地者皆不课。有品爵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并免课役。”开皇三年（583）正月又规定：“减调绢一匹为二丈”。开皇十年（590）五月又规定：“丁年五十，免役收庸”。
唐代的赋税制度
唐代前期实行“租庸调”法，后期实行“两税法”。
1、租庸调法
唐武德七年（624）在实行均田制的同时，推行“租庸调”的赋税制度。所谓“租庸调”，就是：“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口则有调。”（《陆宣公集》卷22）
租：就是农民向缴纳谷物，作为田税。据《唐六典》记载：“每丁租粟二石。”
调：就是农民向缴纳当地的土特产，一般指的是绢物等。据《唐六典》记载：“其调随乡土所产陵、绢、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絁者，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
庸：就是农民为服劳役代替纳物，艰险所谓“输役代庸”。按规定：每丁每年须服劳役20日，闰月加2日，如不服劳役，则以纳绢或布代替，每天折合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
在受时，则有减免之制。据《唐六典》记载：“凡水旱虫霜为害则有分数。十分损四以上免租；损六以上免租调；损七以上课役俱免。若桑麻损尽者，各免调，若已役已输者，听免其来年。”
唐代前期的租庸调法，税额较轻，尤其是采取“输庸代役”的办法，让农民有体养生息的机会，多少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用唐代初期的经济繁荣。
但是，在开元以后（713～741），租庸调法则“陷于败坏”。据《新唐书》记载：“开元以后，天下户籍，久不更迭，丁口转，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乃盗起兵兴，财用益绌，而租庸调税法，乃陷于败坏。”
2、两税法
杨炎于德宗时任宰相，他鉴于当时赋税征收紊乱的情况，乃于德宗建中元年（780）介议实行两税法，为德宗所采纳。据《旧唐书·杨炎传》记载：“凡有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分之一（后改为十分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779）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而以尚书度支总统焉”。由此可见，两税法的要点是：（1）按各户资产定分等级，依率征税。首先要确定户籍，不问原来户籍如何，一律按现居地点定籍，取缔主客户共居，防止豪门大户荫庇佃户、食客，制止户口浮动。依据各户资产情况，按户定等，按等定税。办法是：各州县对民户资产（包括田地、动产不动产）进行估算，然后分别列入各等级（三等九级），厘定各等级不同税率。地税，以实行两税法的前一年，即大历十四年（779）的垦田数为准，按田亩肥瘠差异情况，划分等级，厘定税率征课。其中丁额不废，垦田亩数有定，这是田和丁的征税基数，以后只许增多，不许减少，以稳定赋税收入。（2）征税的原则是“量出制入”。手续简化，统一征收。即先计算出各种支出的总数，然后把它分配出各等田亩和各级人户。各州县之内，各等田亩数和各级人户数都有统计数字，各州县将所需粮食和经费开支总数计算出来，然后分摊到各等田亩和各级人户中，这就叫“量出制入”，统一征收。（3）征课时期，分为夏秋两季。这主要是为了适应农业生产收获的季节性，由于农业的收获季节是夏秋两季，所以在夏秋两季向国家缴纳赋税。（4）两税征课资产，按钱计算。因为要按资产征税，就必须评定各户资产的多少，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价值尺度，这就是货币（钱），所以两税的征收，都按钱计算，按钱征收。但是有时将钱改收实物，官府定出粟和帛的等价钱，按钱数折收粟帛。
对两税法的评说：（1）两税法是符合赋税征课的税目由多到少、手续由繁到简、征收由实物到货币的发展规律的。它是适应农业生产力提高、社会经济繁荣与货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的。按社会贫富等级、资产多寡征税也是合理的、公平的。（2）两税法以“量出为入”作为征的标准，有一定的片面性。按理说，理财的指导思想应是“量入为出”。（3）两税法在按税制估定资产之后，不应随着后来物价的变动作适当调整，但实际上只是为了国家多收入，不适时调整资产价格和税率，使农民负担不断增加。
五代的赋税制度
五代之际，战乱频仍，阶级虽说沿袭唐代的两税法，但是，实际上是横暴敛，锱铢必取，已无税制可言。
地税和丁税
元代的地税和丁税，在太宗时期规定每户科粟二石，后以军食不足，增为四石。继定利征之法，令诸路验民户成丁之数，每丁岁科粟一石，驱丁（亦称驱口）五升，新户丁、驱各半，老幼不与。其间有耕种者，或验其牛具之数，或验春土地之等，丁税少而地税多者纳地税；地税少而丁税多者纳丁税。工匠、僧、道验地；官吏、商贾验丁。《元史·食货志》记载：“地税，上田每亩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每亩五升”。《元史·耶律楚材传》记载：“至元十七年（1280）规定，全科户每丁粟三石，驱丁粟一石，半科户每丁粟一石。”
秋税和夏税
元初江南只收秋税，至元十九年（1282）二月，令江南税粮依宋贞例，输米三分之一，其余折输绵、绢杂物。成宗元贞二年（12）始定江南征收夏税。秋税只令输粮，夏税则折收木绵布、绢、丝、绵等物。均视粮数为差，粮一石或输钞三贯，或输二贯，或输一贯500文。
科差法
太宗八年（1236）始行“科差法”。其名丝料、包银。“丝料”，是每户出丝一斤，以供国用。五户出丝一斤，以供诸王功臣沐浴之资。各验其户籍上下等级而征收。“包银”，仅民科纳六两，半输银两，半折输颜色丝绢。以银纳税，从此开始。
经理法
《元史·食货志》中说：“经界废而有经理。鲁之履亩，汉之核田，皆其制也。夫民之强者，田多而税少；弱者产去而税存。非经理无以去其害。然经理之制，苟有不善，则其害又将有甚焉者矣。”有元谓之经理者，在宋经界，在金通检推排。
《元史·食货志》中载有章闾对经理法的评说：“经理大事，世祖已尝行之，但其间欺隐尚多，未能尽实，以熟田为荒地者有之，惧差而折户者有之，富民买贫民田，而仍欺旧名输税者有之。由是岁入不增，小民告病。”
元代者，为了“税入无隐，差役亦均”的目的，采行“经理法”，但是并未达到预期目的。延佑二年（1315），仁宗遂下诏废止经理法。
普查土地人口，制定“鱼鳞册”和“黄册”
朱元璋元朝后，废除了元代的各种苛捐杂税，普查土地和人口，制定“鱼鳞册”和“黄册”作为赋役制定的基础。
1、鱼鳞册
据《广治平略》记载：“履亩丈量，图其田之方圆、曲直、宽狭，书其主名，及田之四至，编汇为册，谓之鱼鳞图册。”鱼鳞册是土地清册，它是征收赋税的依据。
2、黄册
所谓“黄册”，就是户口簿，以此作为科派差役的依据。据《明史·食货志》所载：“黄册，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里，里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后以丁粮多寡为序，凡十年一周。”
明代前期的赋税制度
明初的田赋，分夏税和秋粮，夏税无过八月，秋粮无过明年二月。夏税以麦为主，秋粮以米为主。但均得以银钞钱绢代纳。例如，米一石，折银一两，钱千丈，钞十贯。麦的折算比米减十分之二。凡以米麦交纳者，称为“本色”，而以其他实物折纳者，称为“折色”。
征收的税率，一般通则，官田亩税五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即三升三合五勺。重租四八升五合五勺。芦地五合三勺，划塌地三合一勺等等。浙西地区土质肥沃，税率较重，苏、松、嘉、湖、杭，皆为重租地区。
明代后期的“一条鞭法”
明代前期赋税制度的尚称严整，但日久弊生，狡猾之徒，逃避赋税，贪官污吏，受贿枉法，使原来的赋税遭到破垭。鱼鳞册和黄册与事实不符，有的地方自行捏造簿册，名“白册”，赋役的依据。以致富户权贵，田连阡陌而不纳税，贫苦农民往往“产生而税存”。
为了挽救财政危机，必须重新清查土地和户口，改革赋税制度。万历六年（1578），明根据张居正的建议，下令清丈全国的土地，包括勋戚的庄田和军屯在内。经过三年的努力，共清丈出土地7 013 976顷，比弘治时税田多出300万顷，“于是豪猾不得欺隐，里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粮”（《明史·食货志》）。
万历九年（1581）通令全国实行“一条鞭法”。据《明史·食货志》记载，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是：“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
“一条鞭法”有以下四个特点：
（1）把各种目的的赋税和徭役，合并为一种，都按田亩计征，简化了税目和征收手续。
（2）取消了“力役”，农民可以“出钱代役”，不再直接负担力役，统由官府雇工应差。
（3）将以征收米麦实物为主的田赋，改为除国家需要的米麦以外，其余所有实物改用银折纳。
（4）改过去的赋役催征、收纳与解运由粮长、里长办理为地方官吏输。
“一条鞭法”新税制，将明初的赋役制度化繁化简，并为一条，并将征收实物为主改为以征收银两为主，即由实物税改为货币税，结束了我国历史上实行了2022多年的三征（粟米之征、布帛之征、力役之征）税制体系，可以说是中国赋税制度继两税法之后又一次重大的改革。
“一条鞭法”的实行，对减轻农民赋税负担，缓和社会阶级矛盾，安全社会秩序，促进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它触动了官僚地主阶级的切身利益，在各地贯彻实行时，受到种种阻挠和，时有反复，终不能彻底实行。
清代前期的赋税制度
清代前期的赋税制度，沿袭明代的旧制，以田赋和丁役为国家的主要赋税方式。
所谓“田赋”，就是土地所有者，每年按亩数向国家缴纳一定的税额。
所谓“丁役”，就是年满16岁到60岁的男子（壮丁），每人每年为国家负担一定日期的无偿徭役。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封建阶级需要的货币数量日益增多，于是国家对田赋和丁役，除了征收部分粮食（漕粮）之处，其余征收货币。这叫“折征”和“丁役银”。
顺治十一年（1654）颁布的《赋役全书》，详列了田赋和丁银的缴纳规定和办法。
1、田赋
根据《清朝会典·食货志》记载，田分上中下三则，按等级税率征收。“征收办法，有本征者，有折征者，有本折各半者。本征漕，漕有正粮（米），有杂粮（麦、豆、荞、麻等）。折征者，如定以银，继则银钱兼纳。”
2、丁役
各省多寡不等，据《清朝文献通考·户口考》记载：“率沿明之旧”，“有三等九则者，有一条鞭者，有丁随地派者，有丁随丁派者”。
清代的地丁制度，其中所谓“地”就是“地赋”；而“丁”就是“丁银”。地赋是土地税，丁银是人头税。
清代初期的赋税制度，除了田赋和丁银以外，还有其它种种附加税。
（1）火耗：又叫“耗羡”，是把实物换为银两后，因零碎银熔铸成整块上缴时有损耗，因此，征收田赋时，加征火耗。实际上，改铸银两时的损耗只不过百分之一二，而实际征收的火耗则多达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或者更多。
（2）平余：是收税时，每正税银两百两，提解六钱的附加税，以充各衙门之用。
（3）重戥：重戥是用银纳税过秤时，将戥头暗中加重。
（4）漕折：就是各省运往京师的租米（漕粮）换算为银两时，任意决定换算比例而不利于纳税者的差额。
清代后期的“摊丁入亩”
清代中后期实行“摊丁入亩”、地丁合一的赋税制度，就是将田赋和丁银合并在一起的单一税。实行“摊丁入亩”，有利于贫民，不利于富室，因为富室地多而丁少，贫民地少而丁多，采用这种赋税制度能解决赋役负担不均的问题，有利于农民安居乡里，致力于生产。“摊丁入亩”简化和税种的稽征的手续，是清代赋税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
北宋的赋税制度
北宋的赋税分民田税、官田税和身丁税等多种，现分述如下：
1、民田税
北宋的田税规定，向土地所有者按亩征税，每年夏秋各征收一次（沿袭唐代的两税法）。北方各地大致每亩中等土地可收获一石，须纳官税一斗。江南各地由于产量较高，每亩须纳税三斗。唐代的两税法是按资财多少征税的，而宋代则是按土地面积定额征税的。秋税，是在秋熟后按亩征收粮食；夏税，是以收钱为主，或者折纳绸、绢、绵、布。
按亩征税是征税的基本标准，但是在实际征收时，还有所谓“支移”、“折变”的计算，从而提高了实际征税的税额。
“支移”就是在征收秋税时，要求农至指定地点交纳，如果农民不愿随长途运输之劳，就要多交一笔“支移”，也就是“脚力钱”。
“折变”就是在征收夏税时，钱物辗转折变，也提高了实际交税额。
2、官田税
官田招佃农耕种，由收取地租，称为“公田之赋”。但官田本身无人交纳秋夏二税，往往又把二税加到佃农头上，加重地租数量，即所谓“重复取税”。
3、身丁税
北宋的身丁税规定，男子20岁为丁，60岁为老。凡是20岁至60岁的男丁，都要交纳身丁税，交钱或交绢，与两税同时交纳。
4、杂变
北宋承袭五代十国的苛捐杂税，以类合并，统称之为“杂变”。其中名目繁多，如农器税、牛革税、蚕盐税、鞋钱等，即所谓“随其所出，变而输之”。杂交也必须随同两税输的。
5、和籴与和买
和籴是官府强制收纳民间粮米；和买是官府强制收购民间布抽。在实行和籴与和买之初，是按土地多少，分别派定强制征购的数量，并付给一引起价款，到后来，则都是“官不给钱而白取之”。
南宋的赋税制度
南宋集团以大敌当前为借口，实行苛刻的赋税政策。秋夏田税、身丁税、折变、和籴、和买等，均较北宋定额为高，而且新立的税目和正税附加，也是名目繁多。
1、经总制钱
绍兴五年（1135）总制司使孟庚创立“总制钱”，后来与北宋陈遘所创立的“经制钱”合称为“经总制钱”。其征收办法是：所有民间的钱物交易，每1000文交易额由官府抽取30文。以后增至56文。每年实际可收1000多万贯，有些地方达到秋夏两税（正税）的三倍。
2、月桩钱
所谓“月桩钱”，是南宋时期为佳应军事开支而勒令各州县按月解送的一种赋税。
3、版帐钱
所谓“版帐钱”，是南宋初年，东南各路借口供尖军用而征收的一种税款。
4、附加税
南宋时期，除了正税（秋夏二税）以外，还有以下各项附加税：
（1）耗米：官府收税时，每纳米一石，要附加耗米五斗，甚至一石。正耗以外，还有什么“明会耗”、“州用耗”等名目。理宗时，一石秋粮，要加耗一石多。
（2）折帛钱：在帛价上涨时，要农民在夏税纳绢时，按时价折交现钱，称为“折帛钱”。在绢价降低时，折帛钱照收。农民往往被迫以市价的二倍到三倍的价格交纳“折帛钱”。
（3）和预买：南宋时，官府向民间买绢，当时并不给钱，后来索性改为民间只交钱，不交实物。和买绢也名存实亡。官府不偿值，凭空课取，不再有所谓“买”。交纳稍迟，就要鞭打，不再有所谓“和”。
（4）预借：官府经常向民间预借赋税，实际上是提前征收。预借的税目有秋夏两税，免役钱和田宅买卖的契税钱。
（5）课配：实际上是一种摊派。官府任意向民间征收钱物，一般按秋夏两税的多寡来征收，有时秋税米一石，要课配五六石；夏税钱一贯，要课配七八贯。
两宋的几种“均税法”
1、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
北宋神宗时（1068～1085），王安石倡“方田法”。所谓“方田法”，就是清丈，清其契籍，丈其顷亩，使隐昌者无所施技，而有税无田者，可以豁免牵累。其最大的作用就在于以田之肥瘠，定税之上下，使赋税负担合理。所以又称“方田法”为“方田均税法”。据《宋史·本传》记载：“方田方法，以东南西北各千步当四十顷，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岁以九月令佐分地计划，验地色肥瘠，定其色号，分为五等，均定税数。”又据《宋史·食货志》记载：“随陂原平泽，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垆，而辨其色。方量毕，以地及色定肥瘠而定五等，以定税则。至明年三月毕揭以示民，一季无讼，即书户帐，连庄帐付之，以为地符。”
方田法提出之后，时行时废，神宗行方田法，哲宗废方田（1086），徽宗又复方田（1104），至宗宁五年（1106）又罢方田。
2、李椿年的“经界法”
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李椿年受命主持经界事宜，先在平江府（江苏吴县）设经界局，开始试行“经界法”。以乡为单位，清丈田地，核实顷亩，厘订田地等级，制定税率，然后按官户、民户分造砧基簿，簿后附有地形图，官府即按此簿征税。“经界”一词来源于《孟子》所说的“仁政必自经界始”一语。所谓“经界法”，就是查实田亩，均平赋税的措施。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十二年，李椿年言经界不正十害，且言平江岁入昔十七万有奇，按籍虽三十万斛，然实人才二十万耳。询之土人，皆欺隐也，望考按核实，自平江始，然后施之天下，则经界正而仁政行矣。”由此可见，经界法的实质是：欲使“田尽登籍，田皆出税”而已。据《通考》记载：至绍兴十七年（1147）“两浙经界已登者四十县”。绍兴十九年（1149），虽说经界法有成，但李椿年却于同年因触犯权贵的利益而被罢官。
3、朱熹的“经界法”
自高宗绍兴二十年（1150）罢经界法后，至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而有经界制度之复治，又四年而至光宗绍熙二年（1191），又所谓措置经界之举，而竭力为之者，朱熹也。朱熹知漳州，常病经界不行之害，会朝论欲行泉汀漳州三州经界……有旨先行漳州经界。朱子所以竭力推行经界之法者，其留意之点，无非在“版籍之所以不正，田税之所以不均”，故推行“图保”以定籍，随田定产比均税。朱子所为当为一般地主所不喜。朱子已认识到此点：“盖此法之行，贫民下户虽所深喜，而豪民滑吏皆所不喜。喜之者，多单独困若无能之人，故虽有诚奶而不能以言自达；不乐者，皆财力辨智有余之人，故其所怀虽实私意，而善为说辞以惑众听。甚者以资贼为辞，恐胁上下，务以必济其私，而贤士大夫之喜安静、恶纷扰者，又或不能深察其情而望风沮怯，例为不可行之说，以助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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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arBella 7小时前发布 赞 471 因为一座基站可以有2、3、4、5G多种通信的天线和设备，但只要交一份租金，显然租赁的方式更加合理。这样会更省钱划算。
8月7日，一位来自中国移动集团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表示，中国移动（00941）5G一期工程，——年内在全国建设超5万个5G基站——已进入采购协议流程，集团本来计划采用以租代买的形式，以求节约5G投资，但是在国家层面的鼓励下，还是决定按照商品采购这5万基站。
记者就此向中国移动集团公关部求证，截至发稿尚未回应。获得工信部颁发的5G商用牌照后，开启5G工程，中国移动，这家市值万亿级、营收千亿级的通信巨头，4G时代拥有着全球第一的基站规模，相比全国271万个4G基站的数量，5G初期这5万个5G基站并不算大工程，而且仅限今年。
8月8日，刚刚公布的中国移动中期业绩，已经显示出其经营压力，以及尚未开启的5G市场，上述人士称，出于这些经营因素的考虑，中国移动准备用以租代买的形式采购，并向主设备商洽谈相关事宜，最终双方在租赁模式上达成了共识。但即便如此，来自国家层面的意见，仍然让中国移动改变了这个决策。
以租代买
基站是5G网络中最关键的基础设施，也是网络建设中资产最重的部分，被业内称为“的命根子”。常见的形态是，那些矗立在大街小巷基站塔顶部，通常挂着几个灰白色的方形盒子。
基站传统的采购模式是，通过前期的设计、选址、勘查后，向主设备商（中国市场参与者主要有华为、中兴、爱立信、诺基亚）以招标方式采购基站，前后采购多轮，是个长期过程。对于以租代买的基站，产权并不属于，缴纳设备租金即可。
对于中国移动是否曾与主设备商洽谈以租代买，华为对经济观察报称，因涉及客户信息，无法回应。“曾在小范围采购中做过类似的尝试，大约几百套数量，以做网络测试，但大规模采购还没有过”，一位来自中国电信集团的人士在7月30日对经济观察报称，“网络设备是重资产，投入大、回报周期长，损耗淘汰快”。“相比直接购买，基站租赁可以省却大量的资金”，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信息通信产业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李朕表示，用4G时代的基站租赁作为例子，租赁一台4G的基站需要2400元/月，电费1000元/月，运维费用600元/年；而购买一座基站的费用是30万/台，传输、铁塔等各种费用算在一起，每台基站成本大约40万左右。
同时，一位中国联通内部人士在7月30日对经济观察报称，以租代买，成本列租金，这样未来可以减少大量5G设备折旧导致的利润下滑。比如一次投资要100亿，那么采用租的方式，每个月缴纳几亿租金即可，成本压力小很多。
云飞扬了 7小时前发布 赞 436
中国经济发展正在经历一段特殊的转型时期，从高增长低通胀转变成高增长高通胀。让我们回首十年前，九七年的时候，何曾能够料到接下来中国将迎来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那时候全在讨论中国有没有可能从亚洲金融风暴中挺过来，结果中国不仅毫发无损，还把GDP做到了世界第四的位子。在这段时间里，经济一直保持平均10%左右的增长而通货膨胀率极低，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现象，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奇迹，经济高速发展期的和德国和我们是完全一样的情况，甚至连持续的时间也差不多。
低通胀会最终转变成高通胀，这是必然的。因为逐渐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开始加大了消费需求，此前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勤劳工作，把钱都存起来，而随着生产率的提高，能够生产的商品越来越多，这时即使货币供应量增加也不会有物价上涨的情况发生，因为商品供应大增，而消费需求不大。可是形势正在发生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观念逐渐改变，储蓄不再是他们的首要目的，反而消费成了时尚，这点从信用卡的日渐普及上可见一斑。
13亿国人的消费是极为可观的，但也并不是所有东西都在上涨。我们发现涨价的东西主要是资源（金属、煤炭、石油等）、房价和粮食，其他商品不仅不怎么涨，反而有下跌的趋势。仔细考察一下涨价的东西，我们发现这全都和土地有关，房子要造在地上，粮食要种在田里，铜要从山里挖出来。我们差不多已经抓到了高通胀的本质，那就是土地的供应是不能无限扩大的，其他任何商品都可以做到几乎无限供应。当年也是这个情况，他们能够把电视机、冰箱和轿车做到要多少有多少，但土地始终只有这些。
中国高通胀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人多年来享受着中国廉价商品的好处，这降低了的通货膨胀率，但他们是用美元购买，中国央行不得不把赚来的美元换成，这使得中国市面上充斥着，把的通胀引入了中国。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升值一次到位。有人担心如果人无力消费中国货，中国经济将出现麻烦，但我们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这将给中国带来最好的发展机遇。人能用的商品难道中国人就不能用吗？凭什么人减少消费，中国的工厂就要倒闭？
阻止中国人尽情消费的最大因素是农村收入太低和城市房价太高，这又回到了最初的问题之上，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适当减少耕地面积，并在多出来的土地上建造更多的住房，把房价降低。农村不需要这么多劳动力，如果城市房价降低就会有更多的农村富余人员走进城市。因为农民减少了，就有可能在农村实现农业机械化，于是农民的收入和购买力就能提高。如果实在担心粮食保障问题，可以动用正在逐渐贬值的美元外汇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农产品期货，通过现代金融的方式保证中国人的粮食供应。
有人说，中国的问题从古至今就是土地的问题。如果能够把这个问题妥善解决，那下一个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十年又将在中国呈现。
近日中国宣布自12月25日起上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这是央行今年以来第10次，也是本轮经济周期以来第14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这使得准备金率达到了5%，创二十余年历史新高。此前，已经明确表示明年将实行货币紧缩政策，因此市场普遍预期近日就会加息，但有些出乎意料的是，人们预期中的加息没有出现，存款准备金却大幅提高了。在笔者前期的专栏中已经预计到存款准备金率将继续上调，见《解读存款准备金》，现在央行的行为更加确定了笔者的这一观点，即：以后将更多地使用存款准备金上调的方式而非加息的方式来实行货币紧缩政策。
可能有人还不太明白利率和准备金的关系，通俗的讲，利率就是货币的租金，就像房租那样，按照目前存款每年87%和贷款每年29%的利率来算，银行向你借一万块钱，你每年拿到的租金是387元，你向银行借一万块钱，你每年付出的租金是729元。由于利差巨大，所以中国的银行算得上是世界上最容易赚钱的银行。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前几年还坏帐缠身的银行，突然间一个个都“容光焕发”起来，其实原因就在于众多“房奴”向银行贡献了大量的利润，这些人是最优质的客户，省吃俭用也要还钱。也正因为这个利差太大，银行都想方设法要把钱贷出去，这使得市面上充斥，流动性泛滥，房价暴涨。加息可以将货币的租金提高，于是钱就不太容易流到市面上，因为很多人会选择把钱存银行或不向银行借钱，但加息有几个很大的缺点，第一，由于存贷款的利差仍然存在，银行还是想方设法要把钱贷出去；第二，很多海外投机资金认为要升值，于是都涌入中国，现在利息还加了，这更加让他们高兴不已，因为获利率又提高了；第三，对于众多按揭贷款的老百姓来说，加息无疑是越来越沉重的负担，这还有可能引发社会矛盾。
提高准备金同加息相比就好得多，准备金是指各家商业银行要把一部分钱存在银行里，相当于保障基金，将来万一发生挤兑事件，银行有足够的钱应对。提高了准备金率就相当于商业银行手中可供出租的钱减少了，这让他们想贷都没法贷。显而易见，这对银行来说是很大的利空，对于完全依赖银行的房地产业来说也是个大利空。对那些正在还按揭贷款的老百姓来说，倒是没什么太大影响。对于股民来说，其影响很有限，毕竟大家用来炒股的钱都是自己的钱，银行可不会借钱给你去炒股。对于那些炒房的投机客，明年的房价涨幅很有限，因为接盘的人贷不到款了，想要抛都难。对于房屋中介来说么，准备好过冬的被褥吧。
Leo不是处女座 7小时前发布 赞 622 王青松·格桑易西 2022年9月生，四川丹巴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学校、州行政学校副校长、高级讲师，四川省教工教育研究会员。省辩证法学会员，四川省党史研究会会员。曾收入《中国职业教育名观》。于西南学院政治系毕业。主要论文：《浅谈市场调节在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获全州理论研讨会二等奖；2022年《依靠党的政策，促进社会安定团结》被四川省广播电台采用；2022年《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切实搞好廉政建设》，发表于《甘孜党校》第二期；2022年《立足社会需要，加快改革步伐》发表于《与经济》，《改善交通条件是兴州当务之计》发表于甘报上，2022年《灵活多样办学，开展职工教育》在省职工教育研究会上交流，发表于《与经济》；2022年《浅谈邓正确处理党际关系原则提出的基本依据》发表于《康巴论坛》，调查报告发表于《康巴论坛》。
王青岩 2022年12月生，黑龙江绥化人，山东省威海市第一成人中等专业学校高级教师。年于哈尔滨师范大学物理系毕业。研究方向：中等职业学校专业设置与教学计划安排，职业中专机电应用专业教学与研究。主要论文《运用电教手段与传统的教学法相结合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等在国家级刊物和《中国教育文库》中发表。所选定的《关于乡镇中等职业学校教学计划的研究》已被列为威海市教育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
王卿芳 2022年生，浙江武义人，浙江武义画院院长，高级工艺美术师，武义九龙山庄总经理，中国室内建筑师学会会员，中国现代青年书画家协会副，中国民间美术研究会理事，中国田园画会常务理事，中国手指画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书法艺术研究会理事。曾获“十佳”青年企业家和浙江省工艺美术称号。作品多次在建筑装饰设计、书画大奖赛中分别获一等奖、优秀奖。论文人选全讨会，并获奖。其传略被收入《中国当代高级科技人才辞典》、《中国国际文学艺术大观》、《国际现代书画篆刻家大辞典》、《世界名人录》。
王清科 2022年8月生，四川成都人。2022年毕业于四川省电大档案专业，2022年获“世界文化名人”荣誉，2022年进入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长期从事农业、农副产品、食品等科学研究，主要成果：“小麦拌种剂”获国家发明专利，乐山市科技成果二等奖，全国粮油中心重点推广科技项目；“纯花粉的生产工艺及技术”实现了超低温气流破壁花粉的生产工艺，获四川省科委科技成果奖；参加完成国家课题“花粉的辐工艺”，成功地解决了花粉灭菌及维持原活性的重大难题，并通过国家科委和验收；发明研制“速效烟草肥”已大面积使用。现兼任成都科尔雅珍珠花粉公司技术总顾问，发明研制出全面迅速调理人体的天然生物制品，“珍珠花粉精”，该产品及生产工艺居行业领先水平，已申报国家发明专利。并研制出系列保健品“灵芝花粉精”、“清科花粉”等。其发明研究的花粉系列产品已大量投产上市，造服于人类的健康事业。现主要从事花粉及蜂产品类、其它天然生物制品类的产品品质和深加工工艺研究，以及小麦、玉米、经济作物等施用的营养型生长调节剂和专用肥的产品品质及综合应用研究。
王清林 2022年10月生，笔名沐之，福建福州人，年7月毕业于北京函授大学经管系，任职于厦门机械冶金工业公司。系福建省钱币学会会员、厦门市青年钱币学会会长。《厦门青年钱币》主编、鹭岛泉社社长。2022年10月开始收藏，主集历代钱币，现藏一万余枚（张），含部分珍品；兼集字画、门券、火花、名人签名。年1月，参加厦门团市委等单位联合举办的个人钱币收藏展；多次与厦门市来友合作举办钱币展览。有众多钱币论文发表于报刊。其主持工作的厦门市青年钱币学会，2022年被市青年联合会评为优秀社团。《厦门日报》、《厦门特区工人报》、厦门电视台、厦门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专题介绍过其收藏事迹。
王清秀 河北省会财经委副主任，2022年毕业一地西北工业大学，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著作8部，其中《商经探古》于2022年由中国物价出版社出版，32万字。（京）新登字第098号。省以上报刊发表经济理论文章130余篇，长、短篇小说和儿童诗集12部。
王庆成 2022年8月生，陕西涓南人，任职于甘肃新闻图片社彩扩部。主集中国风景名胜、文物古迹及有关旅游方面的邮票、自然实寄封；兼集新中国绘画、文学、戏曲等艺术方面的票、封片。曾参加甘肃省职工邮展获铜奖。有邮文发表于《甘肃集邮报》、《中国集邮报》等报刊。目前，正集中力量编组“方寸天地旅游”邮集。
王庆复 2022年2月生，辽宁辽中人，大学文化，沈阳市辽中造纸实业股份合作公司高级经济师，兼任首都经贸大学经济研究所特邀研究员、辽宁省委党校教授、辽宁省经济学会常务理事、辽宁省伦理学会副会长、中国乡土诗歌研究会副会长、沈阳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沈阳市哲学学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企业经济体制改革与经营机制。主要著作有《租赁经营的理论与实践》（辽宁大学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2022年获省一等优秀著作奖；《企业财务会计与审计概论》（与人合编，辽宁大学出版社2022年出版），被列为省企业家培训教材之一。主要论文有《风险，造就企业家的摇篮》、《初级阶段企业经营机制》、《租赁经营是搞活小企业的好途径》、《论经营者超常收人》、《混合股份公有制在实践中的探索》、《中小企业产权转制之我见》、《转换产权更应突出主人》、《试论产权转制与企业文化》、《成功之思索》等50余篇，分别在《大众》、《沈阳大学学报》以及《辽宁经济》、《现代企业导刊》、《》、《东北经济报》、《辽宁日报》、《工人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其中有的获沈阳市经济体制改革优秀论文二等奖、辽宁省征文二等奖、社（《中国金融报》）2022年优秀征文奖。《租赁经营的理论与实践》引起国内外关注，2022年1月为此书出版曾发全国通电稿，《》、《》及各省级报刊均发表。经济学家大庭修、山岸猛教授专程来辽中考察“租赁”。他接待来自全国各地考察租赁或转制的领导人达6万人（次）。
王庆华 2022年10月生，广东揭西人，广东省冶金工业总公司办公室主任、高级工程师；兼《中国冶金报》广东记者站站长，记者。2022年7月毕业于武汉钢铁学院（现武汉冶金科技大学），当年留校任教；2022年初调入广东省冶金工业厅（后改制用现名称），先后任人事处副科长、科长、宣教处副处长、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等职。对冶金行业的改革与发展比较关切。近几年来主要发表和被采用的论文：《广、韶两钢发展的启迪》入编《中国改革开放成就2022年冶金卷》，中国经济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建立发展我国钢铁工业的“沿海意识”》入编2022年7月冶金部经济出版的《冶金经济科学与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与论文汇编》，获冶金部“重钢杯”优秀论文三等奖；《顺德冶金从国有转为民营的启示》入编编译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的《中国经济文库》；《“八五”广东钢铁，升华的增长质量和效益》2022年7月入编《中国当代改革文献丛书》；《观念、机制、班子、队伍——大宝山矿业有限公司扭亏为盈的启示》，2022年3月入编《搏击壮歌》（国家体改办改革出版社出版），此文获中国冶金职工政研会厅局学组第八届年会优秀论文三等奖，获“走向卓越丛书”全国征文评比优秀作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