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师财税书多少页
周闹闹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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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恭贺 2小时前发布 赞 893 如果扩大的财务经济方面,可考的证书挺多,较常见的财务经济方面的证书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会计职称,经济师,审计师等再上一等级,例如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等等
但因为你的学历限制,可能只能考最低等级的会计从业资格证而已
其实,我觉得你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拿这个资格那个等级,你最需要的是拿到学历没有速成的途径,虽然说现在学历不是万能,但没有学历,证明你起点就比别人低,因此,你得拿到能证明你起点的东西,这样才能站到同一起跑线,再加上年纪也不大,完全来得及而且现在学历例如成人,自考,函授,等等,难度也不大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qq496257996 3小时前发布 赞 587 随着经济师证书效力日益凸显，一些小伙伴计划报考中级经济师，以此来提升自己的就业竞争力。那么中级经济师考了到底有什么用？对工作有多大的帮助呢？
一、升职利器
中级经济师证书在升职、晋升和转岗等方面具有非常大的作用。
众所周知，证书不仅仅是个人能力的一种展现，更是大家在工作岗位上加薪的重要理由。因此，不少企事业单位都会将证书作为员工考核基本衡量的指标，也会通过评定职称来决定薪资级别或决定晋升，考取中级经济师可以提高自身的职场晋升空间。
二、为其他考试做铺垫
1、考高级经济师。申报高级经济师的前提条件需有财经类中级职称资格，非财经类专业中级资格满5年，持有经济师资格证书且从事经济专业工作。
2、考中级会计职称。取得经济专业技术中级资格，并具备基本条件的人员，可报名参加中级会计资格考试。
3、免考银行资格考试。银行业初中级职业资格考试免试条件之一：通过全国统一考试取得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初级（中级）资格（金融专业）证书的。
三、积分落户
中级职称：上海落户加100分，广州落户加30分，深圳落户加100分，天津落户加40分，杭州落户加60分。这对于很多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强的诱饵，拿到中级经济师证书帮助你完成定居大城市的梦想。
四、享受个人所得税扣除项
根据政策，自2022年1月1日起个人所得税增加附加扣除项，而考过了经济师证书的朋友同样也可以享受此福利！经济师申报时可以选择继续教育下“职业资格继续教育”进行申报扣税，按3600元/年（年度汇算清缴）扣除。
也就是说，您报考了2022年经济师考试并取得了合格证书，是可以用于个人所得税扣除的。
五、职业技能补贴
取得经济师证书用处可谓是越来越广了。近期，不少地区陆续开始出台“取得经济师证书可领取技能补贴”的政策。
六、个人发展
经济师从事行业涉及涉及财务、会计、人力资源、企业、证券公司、建筑、房地产等多个行业。专业广泛、覆盖面广，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经济师的报考人员根据自己的岗位来选择经济师考试的具体专业。例如银行职员可以报考金融专业、施工单位可以报考建筑专业、人事部可以报考人力资源专业等，通过学习可以对自身能力大大的提升。
参考来源：中级经济师有什么用？对工作有什么帮助吗？
火辣小白羊 6小时前发布 赞 822 一、升职利器
中级经济师证书在升职、晋升和转岗等方面具有非常大的作用。
众所周知，证书不仅仅是个人能力的一种展现，更是大家在工作岗位上加薪的重要理由。因此，不少企事业单位都会将证书作为员工考核基本衡量的指标，也会通过评定职称来决定薪资级别或决定晋升，考取中级经济师可以提高自身的职场晋升空间。
二、为其他考试做铺垫
1、考高级经济师。申报高级经济师的前提条件需有财经类中级职称资格，非财经类专业中级资格满5年，持有经济师资格证书且从事经济专业工作。
2、考中级会计职称。取得经济专业技术中级资格，并具备基本条件的人员，可报名参加中级会计资格考试。
3、免考银行资格考试。银行业初中级职业资格考试免试条件之一：通过全国统一考试取得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初级（中级）资格（金融专业）证书的。
三、积分落户
中级职称：上海落户加100分，广州落户加30分，深圳落户加100分，天津落户加40分，杭州落户加60分。这对于很多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强的诱饵，拿到中级经济师证书帮助你完成定居大城市的梦想。
四、享受个人所得税扣除项
根据政策，自2022年1月1日起个人所得税增加附加扣除项，而考过了经济师证书的朋友同样也可以享受此福利！经济师申报时可以选择继续教育下“职业资格继续教育”进行申报扣税，按3600元/年（年度汇算清缴）扣除。
也就是说，您报考了2022年经济师考试并取得了合格证书，是可以用于个人所得税扣除的。
五、职业技能补贴
取得经济师证书用处可谓是越来越广了。近期，不少地区陆续开始出台“取得经济师证书可领取技能补贴”的政策。
六、个人发展
经济师从事行业涉及涉及财务、会计、人力资源、企业、证券公司、建筑、房地产等多个行业。专业广泛、覆盖面广，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经济师的报考人员根据自己的岗位来选择经济师考试的具体专业。例如银行职员可以报考金融专业、施工单位可以报考建筑专业、人事部可以报考人力资源专业等，通过学习可以对自身能力大大的提升。
参考资料：中级经济师有什么用？
跟着Serena觅好食 9小时前发布 赞 452 简单来讲，经济师是一个职称。要取得“经济师”职称，需要参加“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考试每年举行一次，考试时间一般安排在11月初
经济师按专业可分为人力资源、工商、农业经济、商业经济、财政税收、金融、保险、运输经济(民航、铁路、水路、公路)、邮电经济、房地产经济、旅游经济、建筑经济等。
中级经济师考试近两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中级经济师考试的大队伍中。在《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清单》中，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59项，技能人员职业资格81项，经济师被列入其中。
说了那么多，到底有什么用呢？
01代表职称
由于经济专业资格证书是国家人事部统一发放的，所以企事业单位、高校、银行，甚至包括一些私企都认可此证书并会评定初级、中级、高级经济师职称。
02加薪利器
①中级经济师，根据国家的规定，有些用人单位会按月发放一定的薪资。这些待遇由岗位津贴、书报费、交通费等构成。
②在很多单位，中级经济师可享受科级的待遇、高级经济师可享受副处级的待遇。
③当经济师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用人单位
需按照退休时工资标准增加10%发放退休金。
03落户加分
不少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希望能在这座城市扎根。但是他们都需要按照一定的积分落户。如果他们取得了中级经济师证书，就可以享受积分落户加分的政策。
04个税扣除
根据最新政策，自2022年1月1日起，个人所得税增加附加扣除项。
经济师在个税专项扣除的继续教育里，可以按3600元/年（年度汇算清缴）进行申报扣税，这样省下一大笔钱，是不是很有诱惑力？
我们再来看看中级经济师就业方向有哪些？
经济师就业方面比较广，经济师的就业方向一般为各类企业的进出口、报关、货运业务及商务等工作，适宜从事证券公司、投资咨询公司、银行、各类企业证券部及理财、会计等工作。
行业前景
1、经济师考试共分工商、农业、商业、财政税收、金融、保险、运输、人力资源、邮电、房地产、旅游、建筑12个专业。其中运输分公路、水路、铁路、民航4个子专业。
2、 经济师的就业方向一般为各类企业的进出口、报关、货运业务及商务等工作，适宜从事证券公司、投资咨询公司、银行、各类企业证券部及理财、会计等工作。
乖囡好好 12小时前发布 赞 255 自2022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高速增长时期。尤其是自2022年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有一个十多年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按照国家的数字，自2022年到2022年这十一年期间，中国GDP的年平均增速为7%。这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实际上，在写作2022年发表在《经济学季刊》第2卷第1期上的“增长、资本形成与技术选择”时，张军曾与一些中国经济学界的同仁（包括笔者）现在一样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有些担忧。当时，张军判断说：“毫无疑问，工业部门的盈利能力的持续恶化以及严重威胁投资收益率的资本形成体制以及金融制度将是中国经济未来高速增长的严重制约因素。它们的存在及其作用也使得中国维持一贯高速增长的代价变得越来越大，因为在目前体制下，大量无效率的资本一旦形成，就会进一步强化金融资源的无效分配，而在短期，对投资的鼓励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加强长期制约因素的形成，这些问题都将对增长的持续性产生负面影响。”（《张军自选集》，92页）
如果不看发表日期，读者也许会误解张军教授是讲今天中国经济的格局及问题呢！以致张军本人今天在重新回顾自己的这篇文章时，也感叹道：“最近经济学家对这几年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问题又有诸多讨论和解释，这些讨论似乎让我有种时间倒流的感觉。我回头翻阅本论文时，仍觉得这是一个并不过时的思路与解释框架。当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减速一度引起经济学家的悲观情绪，我也在其中。”（99页）
然而，在2022年前过去的十多年，中国经济并没有如本世纪初许多经济学家所悲观担忧的那样减速，而是又经历了一波快速增长，且这一波经济增长比上世纪十年代速度更快，增长的体量更大。这一经济奇迹是怎样发生的？其中的机理与增长因素又是什么？这正是张军在之后的数篇长篇论文所要讨论和给予解释的，可能也是张军本人目前对中国经济未来十至二十年增长前景与林毅夫教授一样乐观的原因。
在《张军自选集》最后一篇新近写作的文章中，张军较全面地分析和论证了近些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在文章一开始，张军就讨论了纽约大学鲁比尼（Nouel Roubini）于2022年7月26日在上海交大所做的一场讲演中所提出的观点，张军评价道：“他在讲演中提到，中国经济过去的高速增长是靠出口和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支撑的，而且他说高储蓄和低消费是一个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这也是当下非常流行的看法。但是我想指出的是，这一说法并不像它看上去那么正确。”（335页）
基于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Arthur Lewis）的“经济发展的核心事实是快速的资本积累”这一理论，张军首先指出，在过去二十多年中，随着高投资、高资本积累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这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张军还具体列举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几个典型事实：第一，资本形成的速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后显著加快；第二，用于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几乎在所有省份都经历了跳跃式的增长；第三，来自地方的资本支出在这一时期的资本支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每年平均40％的资本支出是来自尤其是地方）；第四，尽管在九十年代后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加快了，但资本的回报并没有出现恶化趋势。张军认为，正是因为上述中国经济增长的四个特征事实或者说增长贡献因素，“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在20世纪2022年代之后的加速是过去2022年来中国实现经济快速和持续增长的引擎”（341－344页）。
如果说高储蓄、高投资和资本形成加快——且的资本支出在这一时期资本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的话，那么我们也自然理解为什么张军认为的财政体制改革是对的了：九十年代之后中国的“加速工业化现象不应该[被]理解为自上而下的制定和实施工业化战略和选择产业政策的结果，正好相反，经济的市场化和各级地方成为工业化和资本形成的有利推动者”。张军的这一判断，显然与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的判断有差异，而与张五常近些年所主张的地方竞争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原因的看法基本上一致，但也非同于张五常过于强调“县”在地方竞争中的作用（346页）。按照林毅夫的理论解释，之所以取得经济高速增长，一个主要贡献因素是因为中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中所采取的因势利导作用，使中国企业能按照自生能力和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化升级和结构调整。（《新结构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
正是特别看重地方竞争，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各级在推动工业化和资本形成中的作用，这就不难理解张军相信时任副时所推动的分税制改革成为之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了。张军说：“……分税制帮助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进程。这或许是分税制的积极推动者、时任副的先生当初意想不到的结果。”因而张军相信，分税制的财政体制“那就真是通过‘clr economic and fiscal arrangement’改变诱导地方主义的那种激励机制了”，并从而“让地方的恶性竞争变成了良性竞争，导致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加速”（347－348页）。
就笔者管窥所见，近些年来，经济学界、财政学界，乃至社会各界对2022年中国分税制的问题议论较多，且很多的是批评和否定意见。从经济学的理论上以实证方法正面来论述分税制改革的财政体制的合理性以及给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正面效应，笔者唯独见到张军的这几篇论文。这一方面说明张军经济理论分析的独创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的理论解释，确实还有巨大的空间和待解释领域和问题。探讨和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机理和过程，不仅在经济学基本理论上会有巨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把握、理解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长期趋势，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张军在出版前言中指出，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所言：一旦一个人开始思考经济增长问题，他将很难再思考其他问题。张军也说：“你如果对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产生兴趣，你就有没完没了的研究题目，你当然也无法再对单调而枯燥的一般理论问题保持兴趣了。”（自序）
那么分税制是如何改变了中国积极增长的激励机制的？张军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保证了间激励的兼容性，这首先是因为在分税制下，由于税收分开征收，税收的增加不会与地方扩增税收的努力和激励相冲突和产生负面作用；其次，在分税制下，地方隐瞒增值税收入的动机要小得多；最后，正是“由于与地方分享的是增值税，而该税税基的扩大一定与地方发展经济的努力程度成正比，因此地方扩大增值税而推动经济增长的努力也就同时增加了的收入”（355页）。结果，“分税制解决了与地方之间在激励上的不一致性”。由此张军得出结论说：“分税制改革带来的地方行为的变化也是解释2022年之后中国经济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关键。”他的具体解释是，“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是地方追逐财政收入最大化的结果，而分税制驱动了地方对财政收入最大化的追逐”（356页）。由此张军认为，在这样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地方越是努力促进工业化，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增长越快”。
很显然，张军以上的经济理论推理和实证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毫无疑问，在市场经济机制形成之后，发展经济又成了中国各级社会发展的首要目标，从到地方，均可谓发展主义。随着民营企业的崛起，外资的大量涌入，乃至国有企业的改制和参与经济整体的市场化过程，上级考察地方官员的绩效基本上是当地GDP的年增速，这就形成了地方在发展经济上的竞争和锦标赛的发展机制。在此独特的经济与社会体制下，中国自2022年以来采取了主要以国税和地税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且在国税征收和使用上采取分成制，这显然对地方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是有一定的正面激励作用的。就此而论，张军的判断无疑是对的。然而，要把这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归结为分税制改革，我目前仍然有些怀疑。最多我认为，2022年所逐渐形成的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对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是，还构不成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因为，自上而下的层层发展主义的，最多是经济增长的“助产婆”，还显然不能算作是经济增长的“主力军”。
从理论上来说，税收和财政收入的最大化，是任何国家的任何在任何时期的主要行政目标，因为，在历史上可能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国王和领导人不是希望自己的财政收入最大化的。当然，为了达到收入的最大化，任何国家、任何王朝在任何历史时期的都希望本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且都愿意“发展经济”。这里问题的关键是，采取什么制度和用什么方法和手段来“发展经济”，乃至在什么样的制度下发展经济。譬如，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甚至在2022年的“”和“”时期，各级的任何行政长官在发展经济上也有竞争，各级和各地也都希望能征到更多的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但为什么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蕴生出较快的经济增长呢？另外，尽管钱颖一和温格斯特2022年的《财政联邦主义》的著名文章就试图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归因于当时实行的分权式“财政承包”对地方的激励，但后来陶然、苏福兵、陆曦和朱昱铭在2022年的研究则证伪了这一判断，他们的研究表明，“并不存在充分证据支持以下观点：即对省级乃至省级以下级别而言，政绩考核体制，尤其是被认为关键的GDP增长率考核指标，对中国地方官员的政治提拔具有关键的意义。”（《经济增长能够带来晋升吗？——对晋升锦标竞赛理论的逻辑挑战与省级实证重估》，《世界》，12期，25页）这一研究无疑也对张五常把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县级竞争论，“官员晋升锦标赛竞争理论”，乃至财政分权论的激励观点在逻辑和实证两个方面提出了重要挑战。
另外，从经济学和财政学的基本原理来看，在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张力。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税收的高速增长和高税负对经济增长却有一些负面作用。一方面，征税和提高税率都会减少企业和家庭的私人财富，因而一般会通过一些内在关联和传导机制对企业的投资和扩张以及个人家庭的消费支出产生一定的遏制作用，从而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影响。说来这并非是纯粹经济学推理。实际上，数年前世界银行的一些专家曾对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专门做过一项实证研究，该项经验研究发现，在一个现代国家里，当其宏观税负在3%～9%时，每提高1%的税负，将使国内投资下降66%，GDP 增速则下降36%。世行的研究还发现，之所以在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一般有这样一种负相关关系，主要因为：（1）企业所得税的增收会降低企业赢利水平，削弱了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2）个人所得税的增收，则会降低劳动收益率，抑制劳动供给；（3）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增收，会抑制民间消费。另外，除了上述宏观经济考量外，更为严重的是，从微观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开征任何新一种产品税（车船税基本上属于这一种）、资源税或提高其税率，均会减少该产品以及相关产品的市场需求或供给，从而对整个社会产生一种三角形的“无谓损失”，即减少社会总福利。这也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常说的“哈伯格三角”。
无论从经济学原理上进行推理，还是世行的实证研究均表明，税收增加和高赋税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把过去二十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国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这一判断可能就值得怀疑了。当然，征收的税收多，花费的也多，尤其是在发展主义追逐高GDP增长目标的导向下，地方在基础设施方面进行大量投资，乃至自身建设各式各样的漂亮的行政大楼，都会创造和增加各地当年的GDP。但是，如果从资金和资本的使用效率来考虑，即使不考虑经济学家阿瑟·奥肯（Arthur M Okun）在其名著《平等与效率》一书中所发现的征税后总是有些非效率的“漏桶效应”，到底是资金留在企业和私人手中花得更有效率，还是通过征税后替企业和私人花更有效率？从这个角度来考虑，考虑到分税制改革后财政收入高速增长（几乎每年都是GDP增速的一倍半到两倍，有几年甚至高达三倍以上）这一事实，把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分税制改革，可能有待进一步思考与探讨。别的不说，单是考虑在多年形成的地方激励增长的“标尺竞争”体制下，各地都几乎毫无例外地用减税或免税的方法来吸引外资（包括外资和外省外地资本）来本地建厂投资，就大致能理出从税制改革和演进上解释经济增长的路子可能有值得怀疑的地方了。当然，从张军的经济学推理中，可以认为，只有在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中，各地方有为了发展本地经济而用减税和免税及提供土地、厂房、公共设施等手段来进行招商引资的权力空间和可能。尽管如此，我们毋宁把近二十年财政收入超高速增长看成市场经济引入后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
当然我这样说，绝不是否认分税制改革在当时和地方财政收入拮据窘迫格局中以及近些年来经济高增长中的进步和积极意义。因为，在当时财政收入拮据、宏观税负占GDP的比重只有12%多的情况下，一个当时人均GDP很低国家的是很难有任何作为的。因此，过去二十多年，中国财政收入的高速乃至超高速增长，既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也是过去多年来中国投资和所主导的投资高速增长的来源和原因。高投资率，尤其是在基础设施的投资快速增加，这些特征事实均是不可否认和不可忽视的。而这些特征事实恰恰为张军和他的合作学生的另一些文章所探讨和解释了。
即使认识到上面分税制改革在过去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正面作用，但是我们也绝不能忽视由于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和地方在财权和事权上的不对称，所给当下和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乃至社会发展正在造成和带来的问题，而这些财政体制的弊端如果不能解决，将会导致影响未来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甚至社会安定。而实际上，从财政体制上启动体制改革，已正在被越来越急迫地提到未来中国体制改革的议事日程。这已成为很多经济、财政学界、社会各界乃至决策层的共识。但是，由于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论述范围，我们只能留在未来的研究中来讨论了。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非经济学解释
过去二十多年，尽管经历了2022年之后的世界经济衰退的外部冲击，中国经济保持10％上下的超高速增长，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在人类历史也没有先例。但高速增长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贡献因素有哪些？
记得大约在2022年，张军在哈佛访学期间，就曾写过一篇《关于制度与经济增长的杂感》的经济学随笔。在那篇随笔中，张军得出了中国经济增长得益于制度不完善，从而在制度变迁的“缝隙”中蕴生了中国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迅速增长的理论洞识。在新近一篇发表在FT中文网上的题为《可改革的体制：中国经济成功秘笈》的文章中，张军再次提出：“对经济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哪种体制是最佳的，而是其是否可能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变化而变化。脱离了经济发展的阶段，谈论最佳的体制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也正是张军这些年来所说的“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尽善尽美的制度，而是制度的开放性和制度的创新空间”的真正意思。
同样，2022年我在哈佛－燕京访学期间，曾写了四篇《哈佛书简》，其中第四篇《哈佛书简》，也讨论了“破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市场、法治与》，韦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20－231页）的问题。
在那篇书简中，我曾提出，在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方面，还存在着许多谜团。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是如何发生的？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又是怎样形成的？在回答这类极其复杂的问题时，不同的论者自有不同的分析视角，并自然会产生不同层面的理论解说。首先，一些宏观经济学家可以根据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要素来分析，譬如，从消费、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外贸出口这三大要素分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来进行理论分解。一些国际经济学家也可以从中国的汇率变动和货币政策给出一些理论解释。一些人口学家也可以从人口红利的视角进行解释。然而，尽管这种纯经济学的分析可以向人们展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增长是如何发生的，但并没能说明这些现象是到底如何发生的。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是，如果说在任何国家和任何时期的经济增长中，消费、投资和外贸均是一国经济增长的三大贡献因素的话，那么为什么推动经济增长的这三大因素的快速增长（近些年来尤其是后两个因素）同时发生在体制转轨和对外开放之中的当代中国？而在一些其他国家——尤其是与中国有着大致相同资源禀赋和同样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出现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的同时强劲增长？在那篇文章中，我还专门问及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当下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和外贸出口这些年来一直保持这样高比重和这样高的增长速率？为什么其他国家和经济体就不能产生如此高的投资率和出口比例？
对于这个问题，第二个层面的回答可能是，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为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激励，并进而蕴生出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这一层面的回答自然也有几分道理。然而，这一解答仍然没有解释得了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在当今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包括实行和推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并不只有中国，采取对外开放政策的国家也不只有中国，那么，为什么只有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开始之后产生了如此骄人的经济业绩？
在那篇文章中，我还讨论了张五常先生的“中国的市场制度最优说”，大学的雷丁（Gordon Redding）教授以及波士顿大学的著名社会学家伯杰（Peter Berger）教授前些年所提出的那种华人资本主义精神（the spit of Chinese capitalism）说，以及英国阿尔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Ulster）荣誉教授、社会心理学家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所提出的“中国人智商最高，因而一旦中国人解除了制度的约束，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崛起是必然的”的解释。
通过综述经济学家的要素贡献说，张五常“制度说”、伯杰、雷丁和笔者自己前些年所探讨过的中国人的经商精神说，以及林恩的中国人的智商高三派理论解释，笔者当时得出以下结论：
如果把这三种解释串联起来看，或者说把三者叠放在一起来考虑，也许我们就能大致把握得住这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脉搏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以上三种乍看来互不相干的理论解释，实际上是有着某些内在关联并从精神上在某些方面是相通着的。具体说来，正是因为中国人的智商高（一如林恩教授和国外的一些优生学专家的实际研究所发现的那样），一大批中国的企业家、者、生意人、营销员以及生产者才会有超强的经营头脑、精明的商业意识以及令人赞叹的“craftsmanship”，才会在竞争激烈且正在走向全球一体化的国际市场中不断增强中国产品和劳务的竞争力。也正是因为智商甚高的中国企业家、者、生意人和生产者有着如此精明的商业意识和精确判断商机的经营头脑，他们才会在中国四分之一多个世纪的经济改革开放的历史际遇中充分利用各种“制度缝隙”和“体制空档”（或者以现在张军的“体制适应和可改说”——韦森补记），来不断发展自己的企业，创建自己大大小小的“生意王国”，从而不但走出家门、省界，而且走出国门，勇敢地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在近些年中国渐进的社会体制变迁过程中，这些有着高智商的企业家、经理人、营销员和生产者，既是体制转轨的获利者，也是当下中国工商业惯例和规范的实践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也是现实市场制度安排的创造者。在与官员的行政干预并与其他竞争对手与合作伙伴的市场交易的社会博弈中，他们不仅不断成长并壮大了自己的企业和生意王国，也实际上同时创生了当下中国市场运行的市场秩序和博弈规则，因而，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千百万在中国大陆各类企业中实际经营和成长着的的企业家、经理人、者和生产者，正是五常先生所判断的那种“目前中国最合宜的种种市场制度规则”的创造者（《市场、法治与》，229－230页）。
从那篇文章2022年在《瞭望东方周刊》发表后，笔者仍相信这一判断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不管用多少和多先进的计量模型和方法来检验，也不管再想出多少理由和原因来解释过去三十多年来——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离开了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中国企业家（包括现有的一些国有企业的老总）的崛起，离开了中国人乐于和善于经商的文化精神，纯经济学的解释均是不完善的。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在经历了2022年下半年世界经济衰退冲击后中国大规模投资和超大规模货币创造（广义货币近100万亿元，M2/GDP的比率已经达到88的当下世界最高水平），中国经济在未来能否保持一个持续的高速增长？要保持一个可持续的相对增长，需要我们做哪些制度建设和改革，这才是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和经济学家们所共同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就此而论，探究和大致理清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和机理，并排除一些成见、误识和偏见，不仅仅是解释过去和现在，还在于指向未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解释意义主要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