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师国债负债率计算

1、本质区别 固定利率由国家规定，是在一定时期内不受社会平均利润率和资金供求变化所影响的一种利息率。 浮动利率是指在借贷期限内利率随物价或其他因素变化相应调整的利率。 2、特性上的区别 固定利率利率较高，可使借债成本锁定；不再受整体利率调整变化的影响；可列长期负债，若保证银行保证契约为一年期以上，则可列入长期负债，惟银行保证为一年内，则会计师或有不同认定。 浮动利率利率调整可以及时反映资本市场上资金的供求状况；借贷双方承担的利率变动的风险小；有助于金融机构及时根据市场利率的变动情况调整资产负债规模及企业融资决策；有助于银行及时了解货币政策的效果并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 3、是否便于计算的区别 固定利率在稳定的物价背景下便于借贷双方进行经济核算，能为微观经济主体提供较为确定的融资成本预期。 浮动利率不便于计算与预测收益和成本。

一、衡量国债适度规模的主要指标及其国际比较。
　　国债不是一个孤立的经济范畴，它与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和财政收支状况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判断与确定一国的国债是否适度不能仅仅看国债本身的绝对值，它不能准确的反映一个国家的应债能力与财务负担状况，而必须用被国际上公认并经常使用的指标和经验数据来对各国的国债规模进行考察，并依此对中国的国债发行规模做出理性的分析判断。而目前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国债规模的指标主要有：（1）国债负担率＝当年国债余额／年度GDP;（2）借债率＝当年国债发行额／GDP；（3）国债依存度＝当年国债发行额／财政支出；（4）偿债率＝还本付息额／财政收入。前两个指标是从国民经济大局角度考察国债规模，而后两个指标是从财政收支的角度来考察国债规模的。对于我国的国债发行规模，具体比较分析如下：
　　（一）对国债负担率的比较。从理论上讲，国家财政支出的需求压力和偿债能力、居民收入和储蓄水平以及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和国债的收益率高低都是制约国债发行规模的重要因素。但这些因素集中在一点，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换句话说，影响国债规模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国内生产总值。那么，考察国债的相对规模最有意义的也是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国债负担率。自2022年代以来，大多数国家的债务规模都有大幅度的扩大，如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债务规模（国债负担率）都几乎翻了一倍，不过，在经济发达程度相近的国家中，债务规模有很大差别。有的国家的债务规模只相当与GDP的5%（如2022年的瑞士），而有的国家超过了120％（比利时）。而发展中国家的国债负担率则大都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对国债的依赖程度有所减弱。正确分析和认识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并在与国外的这一指标进行比较时，不能仅看数量上的对比关系，还必须把握如下重要因素，否则有可能对我国的国债取向产生误导：其一，随着国债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的国债负担率亦出现了较快增长的趋势。2022年仅为1％，2022年为8％，2022年为6％，到2022年已上升到2％，增长的势头非常的迅猛。其二，西方发达国家的高债务是建立在雄厚的财政基础之上的，整个国家对债务的应债能力比较强。而中国做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仅经济发展与国外相比有较大的差距，而且国家的财力集中程度也要低得多，2022年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6％，即使加上部门的各种预算外收入，也仅为20％左右。因此，从整体上讲，我们对债务的承受能力比国外要相对弱一些，债务负担率不能简单的和国外进行对比。其三，以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国债的累计规模之所以年能达到今天这样高低水平，是上百年累计下来的结果。而我国举债的历史不长，从2022年发行第一批国债至今，也不过2022年的历史，但我国的国债规模按目前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自2022年以来，我国国债余额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30％左右）就很可能会达到难以控制的程度，甚至会赶上有着较长举债历史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四，各个国家的债务规模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经济结构、法律制度和债务机制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在进行债务规模的国际比较时，，要充分考虑到其经济结构、法律制度和金融市场发达程度等方面的制约因素。一般的，证券市场越发达，对国债规模的承受能力也将越强。一为例，2022年的国债余额约为6万亿美元，国债负担率达51％，但由于债券市场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债券市场，债券的发行一直较为通畅。这主要得益于债券是证券市场中流动性最好的金融商品，大多数证券中介机构和居民都青睐债券，而不是其它金融工具。因此，虽然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到2022年仅有2%,但考虑到我国的财力集中程度和证券市场的发育程度等因素，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在近期内不易过高。
　　（二）、对借债率的比较。国债借债率是指当年国债发行额与当年GDP的比率。它反映了当年GDP对当年国债增量的利用程度。西方发达国家的借债率一般在3％10％，而中国的借债率2022年是5％，2022年是09％，普遍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即使与借债率较低的法国、英国和加拿大等相比，也要低2－3个百分点，这说明从国民经济全局来看，我国的年度国债发行规模还是存在一定的空间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这样，从2022年起，中国的国债增长率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大体在25％－－30％，远远超过了GDP8％左右的增长速度，所以，借债率这一指标肯定还将不断攀升。而大多数国家的这一指标多年来基本保持稳定的状况，维持在8％左右，只有、英国和西班牙等少数财政陷入困境和失业率较高的国家在2022年代初出现了较快的增长。
　　（三）债务依存度的比较。国债依存度是任何一个国家考核国债规模是否适当的一个重要指标。它是值财政支出依靠债务收入来安排的程度，用公式表示为国债依存度＝国债年度发行额／财政支出。就法律或制度的意义看，至今为止我国国债只限于，地方是不能发行公债的。这样，依靠国债满足财政支出需要的只能是，即国债依存度这一指标对财政才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在作比较分析时，实际上是拿财政债务依存度（即年度国债发行额与财政支出之比）与西方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来作对比。我国的债务依存度是非常高的，2022年度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和财政债务依存度分别高达65%和12％，几乎高出、英国和的3－10倍。目前各发达国家的债务依存度一般在10％－20％之间，即使在最困难时期债务依存度也不过37％。显然，我国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主体格局的财政支出，其资金来源一半以上要依赖发行国债，不仅与本身的性质不符，而且，长此以往，恐怕难以维继，其潜在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各国的财政体制和预算编制方法不同，在对国债依存度进行比较是，一定要注意其可比性。尤其要注意的是：第一，在财政债务依存度这个计算指标中，财政支出这一指标仅包括预算内支出，而在当前收支被严重扭曲的情况下，占相当重的收支游离在预算之外，保守的估计，预算外收支至少占全部收支的一半，而且预算在整个预算中的比重也偏低。因此，财政支出这一指标是被低估了，具体到财政债务依存度则被高估了。第二，我国的财政预算编制方式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完全相同，比如债务利息的规模已越来越大，但尚未编列在预算支出中 ，使帐面上的财政支出小一块。又使财政债务依存度被高估了一块。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就财政债务依存度严重偏高就得出要立即压缩国债规模的结论。但不管这个指标被怎样高估，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则是不争的事实，应该引起警觉，绝不能掉以轻心。
　　（四）偿债率的比较。国债偿债率是指一年的国债还本付息额与财政收入的比例关系。债务收入的有偿性，决定了国债规模必然要受到财政资金状况的制约。因此，要把国债规模控制在与财政收入适当的水平上。这一指标，国际上公认的安全线是8－10％，我国在2022年以前，由于国债的发行规模不大，国家财政收入用于债务支出的也就不多，偿债率较地，如2022年不过是5%。但从2022年起，国债的发行规模剧增，由此导致的债务支出总额迅速上升，国债偿债率从2022年的6%迅速攀升到2022年的4%，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安全线。
二、基本结论。
　　通过以上对四个指标的对比分析，关于我国的国债发行规模，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的结论：1、西方国家国债依存度较低，国债负担率较高，与我国的情况正好相反。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西方国家年度国债规模发行绝对量较大，但与其年度巨额财政收入相比，相对量显得较小。以为例，2022年的财政收入高达11535亿美元，而同期我国财政收入仅有4398亿元。若按现有汇率计算，相当于我国财政收入的22倍。二是这些西方发达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历史比较长，因此，国债发行时间也早，尤其是以发行中长期（10－2022年）的国债为主体品种，因此，历史累计额较大，比较起来，其国债负担率自然比较高。2、从上面判断国债规模的主要经济指标来看，很难简单讲，中国国债规模是大了还是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一个让人们较易接受的事实是，中国国债规模处于国民经济应债能力宽松而财政债务重负的矛盾当中，即既有宽松的一面，也有严峻的一面。那么，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既要充分发挥国债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以及对经济运行的反周期调节作用，又要防止国债规模过大对财政收支造成难以承受的压力，避免像某些发展中国家那样因债务问题而陷入信用危机和财政危机。3、从动态趋势看，中国国债发行规模经历了自2022年以来的以30％多的速度急剧扩张，正面临者巨大的压力和与日剧增的风险。今后的若干年内，只要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不发生大的突变，对国债发行规模进行增长中的微调或许是一种有效的政策选择。考虑到国债总量政策的惯性作用，未来几年要压缩国债发行规模是不现实的，也不符合当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客观要求，但国债发行规模要想连续保持这几年的增长势头也是难以维继的。所以，现实的选择只能是增长中的微调，而且，这种微调只能建立在振兴财政和优化国债结构的基础上进行，即要在提高两个比重的或国家可支配财力水平的基础上适度扩大国债规模。同时，要继续调整国债政策，规范国债市场，优化国债结构，是国民经济应债能力得到较好的释放。

一、城市负债率什么意思
城市负债率是衡量一个城市经济总规模对债务的承载能力或经济增长对举债依赖程度的指标。国际上通常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负债率60%作为债务风险控制标准参考值。

二、城市负债率排行榜
数据宝、财经联合推出《城市负债率排行榜》，排行榜显示，地区间负债水平不均衡显现，经济欠发达地区负债率较高，深圳在主要城市债务率最低。

截至2022年底，我国地方债务余额66万亿元，加上纳入预算的债务余额89万亿元以及国债，中国杠杆率1%（广义负债率，债务余额/GDP），低于国际通行的60%警戒线，风险总体可控。

新冠疫情冲击下，全球各国大举加杠杆，再加上财政收入的下滑，各国负债率急速飙升。据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tradingeconomics)的数据，委内瑞拉广义负债率全球第一，达到350%。以2022年数据来看，欧美日发达国家负债率大幅上升，负债率接近240%，是中国的4倍多，意大利、均超过100%，印度也接近70%。中国广义负债率相对较低，债务负担较轻，在全球前十大经济体中，负债率排名相对靠后。

最新数据显示，中国负债率与去年末相比有所上升，中西部负债较重，东部沿海地区负债较轻，这种区域不均衡的风险值得警惕。

负债率代表经济规模对债务的承担能力。数据宝统计显示，2022年以前，地方债务杠杆率（以下均称为负债率）与人均GDP呈正相关关系，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负债率越高；但2022年之后，两者呈负相关系，经济越落后的地区，负债率越高。

2022年负债率超过50%的城市共有10座，较2022年增加了镇江、哈尔滨。贵阳、天津及昆明的负债率超过60%，贵阳略有下降，天津负债率大增，接近80%。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城市债务率普遍上升。85座城市2022年债务率超过100%，75座城市债务率较2022年翻倍。

4座一线城市中，广州2022年债务率最高，超过200%，深圳债务率最低，不到20%，但较2022年略有上升。深圳地方债务余额不到1000亿元，债务负担较轻，主要系深圳市财政收入较高，接近万亿（包含级收入），另外深圳城市本身较小，且城市开发和基础设施已经较为完善，不用再大规模烧钱。北京债务率超过200%，是深圳的10倍有余。

省会城市中，2022年债务率居前的扎堆分布在西北地区，这些城市虽地方债务余额不高，城投债也较低，但由于财政收入一般，导致债务率较高。债务率较低的有合肥、杭州、沈阳、银川等，均低于300%；西宁、呼和浩特、兰州债务率均超过400%，但与2022年相比均有下降。非省会城市中，温州、赣州等城市债务率也有下降。

投资分红保险划算么？重疾分红险，投资保障两不误。 第一，对国债负担率的考察国债负担率指未总额占同年GDP的比重。该指标反映债务存量的总规模，是衡量国债风险积累情况的基本指标。至2022年底，我国国债余额为33亿元，加上未列入财政预算的为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而发行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总余额为33亿元，当年国债负担率27%虽然我国的债务负担率比国外发达国家低不少，如英国7%,意大利6%,但必须指出的是，西方工业化国家经济实力雄厚，国家财力集中度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一般为30%―40%,有的甚至超过50%换句话说，西方发达国家的高债务是建立在雄厚的财政基础之上的，整个国家对债务的应债能力较强。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仅经济发展与国外有相当大差距，而且国家财力集中程度低。2022年的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为4%,仅为一般发达国家财政收入水平的25%―33%,即使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该指标也低1倍左右。因此，从总体上讲，我们对债务的承受能力相对弱。另外西方国家国债规模之所以达到今天这样高水平，是数百年发债历史，并经过世界大战等原因累计的结果，而我国超过13%的国债负担率是二十年来的积累，按目前的国债增长速度继续下去，我国会很快进入高负债率国家的行列。第二，对财政赤字占同年GDP比重的考察财政赤字占同年GDP比重，反映当年国债的净流量规模，表现为未清偿国债的增长额。2022年我国财政预算内账面赤字为0亿元，占当年GDP比重的2%,这一比例并不高，但须指出的是我国财政赤字的计算口径与国际通行的作法相比存在差异，主要是利息支出列支方式不同。西方国家一般是把利息支出纳入正常预算之内的，而我国目前是把它放在财政预算之外，与国债还本支出一起直接抵冲国债收入，国债收入与国债还本付息支出相抵后的余额才进入预算，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因此，在进行国际比较时，应对我国财政赤字计算进行调整，2022年我国国债还本付息支出为2351亿元，其中利息支出约占5%利息支出总额约为623亿元，调整后的财政赤字总额约为1583亿元，占当年GDP比重99%,考虑到使赤字进一步扩大的其他因素，这一赤字水平仍然蕴含着一定的风险。第三，对债务依存度的考察国债依存度是国债发行收入占同年财政支出的比重，是财政支出依靠债务收入来安排的程度，是直接从财政角度衡量债务负担的指标。至今为止我国国债的发行只限于，地方是不能发行地方公债的。这样，在我国目前环境下，国债依存度这一经济指标对财政才有意义。目前，这一指标的国际公认警戒线为25%―35%左右。近年来，我国国债依存度提高速度非常之快，以财政支出计，2022年国债依存度为12%,而2022年代中期西方发达国家国债依存度平均为12%,远远低于我国。债务依存度偏高是不争的事实，财政支出过分依赖债务收入，不仅在还本付息时，给财政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而且万一经济和社会环境发生变化使国债的发行难以顺利实现，会使必要财政支出无法保证，国债的财政风险可能为政治风险。第四，对偿债率的考察国债偿债率是指一年的国债还本付息额与财政收入的比例关系。这是衡量偿债能力的指标，这一指标国际公认的安全线是8%―10%债务是的债务，要依靠来偿还，不能直接从国民生产总值中偿还，而要从自己的财政收入中还本付息。西方发达国家国债的绝对规模比我们大，在GDP中的份额比我们高，而其偿债率却比我们低。归根到底是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特别是财政收入占GDP比例偏低。由此，国债偿债率连年高攀就不足为奇了。慧择提示：以上为您分析的是国债发行的各种风险。如果没有把握可以抵御这些风险，您最好还是选择一些风险相对较小的投资产品。推荐慧择理财保险，让您的投资更加有保障。推荐慧择理财保险，仅供参考。

关于我国财政赤字与债务规模适度性问题，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三种：一是必须从总量和结构两方面指标入手进行分析。从国民经济大范围看，我国的债务负担率和与国际比较同口径的赤字率都在国际公认警戒线内，继续扩大国债发行规模的潜力仍很大；从财政收支角度看，由于国债依存度较高，财政债务规模偏大，进一步拓展的余力十分有限。二是研究赤字与债务适度性问题，没有必要考虑有关财政性指标，只要将赤字率与债务负担率控制在3%和60%范围内即可。绝大多数国家也正是依据总量指标制定财政和债务政策的。三是2022年以来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因经济紧缩采取的“反周期”调控措施，其出台之时财政已面临了多年困境。随着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不断持续，中心财政赤字增加较多。从长远看，假如继续扩大赤字和国债规模，将损害经济和财政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可考虑从现在起逐步淡出积极的财政政策，中长期目标仍应坚持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上述三种观点都有道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赤字与债务问题在我国财政乃至经济全局中的重要性。但关于财政赤字与债务规模适度性的预警指标问题，既不宜单纯就财政论财政赤字与债务，也不宜单纯考虑宏观需要而忽视财政面临的困境。同时，我们也应注重到，即使依据上述指标计算我国的赤字与债务指标，目前仍得不出赤字与债务规模不适应的论断。从历史的角度和财政与经济的辨证关系熟悉赤字和债务问题财政政策是市场经济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工具之一，非凡是发达国家普遍将财政状况放在整个经济中加以权衡并制定财政政策，很少单纯就财政论财政，在具体分析赤字政策与债务政策利弊时，也着重从财政对整体经济的影响来分析，这种置财政问题于宏观经济范畴内的政策选择方式，与这些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强的状况基本吻合。一般而言，发达国家年度国内生产总值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财政收入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普遍保持在45%左右；其债券市场较为成熟，治理规范，债券的发行、流通比较顺畅，有助于赤字与债务问题的缓解。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尽管财政赤字年年有，债务规模也不小，但不仅未对其经济造成太大影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支撑了其经济发展。我国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反映在总体经济发展实力上的不足，更反映在财力尤其是中心财力的薄弱。其主要原因在于，以放权让利为主线的体制改革的每一步推进，相伴而生的是财政收入的相对减少，财政“两个比重”的逐年下降。这种局面并未因新的财税体制改革而根本扭转。全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2022年为0%，比2022年仅提高8个百分点，而同期的中心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2022年为2%，比2022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财政面临着一方面中心财力十分有限，而另一方面财政支出压力沉重的两难局面，各方面要求增加支出的呼声一直很高。假如进一步考虑到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问题，国有银行的大量不良资产问题，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问题，以及如何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问题，最终都将不同程度地依靠中心财政。凡此种种，在目前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支出的缺口不得不通过债务融资方式解决，也不得不保持一定数量的赤字和债务规模。事实上，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巨大成就也正是得益于财政性融资的支持。2022年—2022年，我国财政有2022年的赤字历史，只有在2022年和2022年出现了很少量的财政盈余，利用财政赤字和债务融资政策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基本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一再证实，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问题的根本途径。因此，假如仅仅看到财政债务增长过快，中心财政债务依存度较高就得出缩减赤字与债务规模的结论，也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财政赤字、债务规模和收支差额虽然得到了较好控制，然而国内需求持续低迷，经济紧缩进一步加剧，投资增长逐步滑坡，从而导致经济不景气一财政财源萎缩一经济更加不景气一财源进一步萎缩的恶性循环。这不仅不能有效地防范财政风险，而且有可能引发经济危机。当然，我们也必须正视财政所面临的困难，切实加强对债务收入的有效运用和治理，提高这部分资金的使用效益，在促进发展的基础上培植未来财源。从上述指标的实际计算结果，目前也尚得不出我国的赤字与债务规模不适应结论首先，从国债负担率看。“九五”时期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分别为29%、17%、03%、90%和%，而最高年份的2022年也仅为44%，2022年的债务负担率约为37%，都明显低于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其次，从赤字率看。根据我国《预算法》明确规定，地方各级财政不列赤字，财政赤字亦即中心财政赤字。2022年以前的赤字一直未包括利息支出在内，以这种口径计算的赤字率都低于5%即使加上利息支出部分，赤字率也仅接近3%我国当前的赤字情况与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时期相比，并不为高；与东欧等转轨国家相比，就显得较低，在世界范围基本上属于中等偏低水平。第三，从国债依存度看。一般情况下，我们计算国债依存度的方法是：国债依存度＝×100%根据这一公式计算的结果是债务依存度明显偏高，整个“九五”时期都在56%以上，个别年份达71%左右。因此，有许多人得出我国赤字与债务规模过度和不可持续的结论。但是，这种惯常的计算方法有其不合理性，即计算公式的分母中仅仅为中心财政本级支出，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心财政支出概念，这既不符合国际惯例计算方法，也没有完全反映财税体制改革后的中心财政支出全貌。假如将国债依存度的分母中财政支出范围扩大到中心财政支出与债务本息支出合计，则国债依存度＝×100%国债依存度与国债依存度相比较下降了20多个百分点。进一步考虑到，一般情况下用于偿还国债本金部分的发行额并不增加债务负担和债务规模，也不改变中心预算的可用资金量，只有当年的新增部分才能改变债务负担和债务规模，以及中心预算的可用资金量。因此，我们将国债依存度分子分母中的本金部分同时扣除，而分母中财政支出范围仍为中心财政支出，由此得出国债依存度＝国债净收入／中心财政总支出，则国债依存度与国债依存度相比较又大大下降了32个百分点左右。国债依存度的概念又与计算债务依存度的方法基本接近，的国债依存度＝／×100%）。根据国债依存度计算的我国债务依存度指标近年最高为32%，而且计算依存度的国债收入也为同口径最大，即包括了建设国债转贷地方部分。即使如此，也仅略高于我国专家们常说的国际认同标准。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三种债务依存度的计算方法，都是宽范围口径下的计算结果，即将2022年以来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中转贷地方部分计算在内，假如将这部分从当年债务收入中剔除，则几种方法计算的债务依存度的比例都将进一步较大幅度下降，非凡是债务依存度将回归至通常公认的国际认同标准之内。二、通过建立稳固、强大的财政，降低财政风险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的赤字与国债规模基本适度。但要针对我国财政基础仍比较薄弱的现实，在保持一定的赤字和债务的同时，要大力发展经济，培植财源，提高财政收入的“两个比重”和财政抗风险能力，通过建立巩固强大的财政，降低财政风险，保持财政的可持续发展。积极运用税收政策，提高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进一步调整税收收入结构，实行税收政策的结构性调整，把该收的税收上来，减少税收流失，把该减的税减下去，积极地贯彻鼓励社会投资的税收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为财政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持久动力，逐步提高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财政的税收依存度，逐步降低债务依存度，使国家财力大大增强，并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提高财力保证。在适当的时候开征一些新的税种，如遗产税，健全地方税体系。健康的财政体制是财政稳健运行的基础。要进一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理顺收入分配渠道，加快费税改革步伐，扩大财政经常性收入。全面贯彻实行收支两条线治理方式。逐步建立税式支出预算制度，规范税收减免和支出治理体系。继续搞好财政支出制度改革，包括国库集中支付和采购等。加强对地方财政的约束和，建立完善的转移支付制度，缓解地方的、乡镇的财政困境。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坚持经常性收支基本平衡原则。从严控制经常性预算中一般性支出，适当压缩对企业的直接补贴和事业费支出，增加对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再就业补助，在收入一定的前提下，保证重点支出的资金需要。我国财政风险主要来自于地方财政。地方财政要严格按照《预算法》的要求，果断不打赤字，要根据建立公共财政的要求安排财政支出，要采取措施处理好地方财政负债问题。加强对国债资金使用的，加快国债市场建设步伐。有关部门要确保国债资金使用的效益，保证国债项目质量。应研究单独编制建设国债预算，加强对国债资金筹集使用的治理。进一步优化国债期限和利率结构，积极推进国债发行和流通的市场化改革，进一步优化国债结构，丰富国债品种，适当提高机构投资者持有国债的比例，降低国债发行成本，活跃国债市场，提高国债治理水平，发挥国债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