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经济师是什么生肖
麦当当5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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妮儿1212J 2小时前发布 赞 823 现在要想在娱乐圈混得顺风顺水，那一定离不了“流量”。“流量小生”的称号也应运而生。其中就有张艺兴、黄子韬等人，以及近两年来由国内各大综艺节目打造出来的练习生团体，都是“流量小生”的代表。
肖战一戏成名，自此火遍全球，在国内红得发紫，现在是妥妥的一线流量，可又有多少人知道，在他还未成名的时候，其实就有参加过大大小小的一些节目，只不过那时的肖战还是素人，没有名气，也没有粉丝。
除了要凭借自己过硬的职业素养，更需要的是一路上有贵人扶持，再加上一定的机缘巧合，才能达到一夜爆红的效果。而说起肖战的贵人，那一定是以下的这几位。也是在她们的指导下，肖战真正的成长了起来。
李宇春
首先要提到的就是实力女唱将——李宇春，李宇春称作肖战打进娱乐圈的引路人是再合适不过的。尚还是一名设计师的肖战参加了一档才艺养成类的励志节目，叫做《燃烧吧少年》，在这个里面，肖战只是一名还不知道能不能被选上的选手，数千名选手参赛，肖战并不是其中最特别的一个，只能说是个干净努力，并且积极向上的少年。
是李宇春一听见肖战开口唱歌，就果断选了他作为自己战队里的一员，让他从千人中脱颖而出，获得可以继续留在这个舞台上接受专业训练的宝贵机会，并且有专业的前辈来对他进行指导，这是肖战成名实力背后最坚实的基础。
舒淇
第二个贵人就是舒淇。也是在《燃烧吧，少年》中，肖战的性格谦虚谨，舒淇对他也是很看好，所以舒淇只好“横刀夺爱”。作为演员的舒淇对肖战的指点也至关重要，可以说是为肖战以后的演艺道路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说起一双迷人的眼睛在这其中还是有一段故事，尤其是在消战火了以后，有很多人都声称他最该感谢的人应该是舒淇。两个人好像并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其实之所以会变成一个演戏的时候，眼睛里面有戏的人，是因为当时舒淇教会了肖战怎样去做。要知道，对于一个演员来讲，如果一个眼神便能够体现出那种剧情那么绝对是演技高超之人。
他自己本人是提到过这件事情的，说曾经舒淇是帮助过他特意去训练关于眼神方面的事情。本来舒淇就是一个心得美，人又善良的，对于新人更是将自己的方法全都毫无保留地交了出去。当然肖战也是有自己的努力的，他也很争气，在学习眼神的时候，经过了一周就有了很大的进步。
在经过暑期的训练以后，在眼神这方面明显有所改变，对他的拍戏来讲是起着很大的帮助的，所以说舒淇可真是他的好师父呀。
龙丹妮
她是哇唧唧哇的CEO，可以说是选秀节目的了，旗下艺人有孟美岐、杨超越、毛不易，还有一个X玖少年团，肖战是里面的成员，她捧红了很多少，李宇春、周笔畅等人，其实演员反而不多，原来她是天娱的，带过天娱当红的所有艺人。
肖战23岁时还是一个设计师，当年参加选秀节目《燃烧吧少年》进入演艺圈。当时幕后主创是龙丹妮，肖战在节目中和其他8位少年组成男子组合“X玖少年团”，签约龙丹妮公司。龙总擅长造星，但是经营和宣传一般，肖战长达3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名气。
于婉琴她是新丽传媒副于婉琴，旗下艺人有李泌、邓伦等艺人，可以说是资源很多的艺人，特别是影视资源，在公司里的地位很高，可以说是肖战的贵人。
于婉琴的资源分配的权力，肖战的长相是正小生的外表，清秀端正，当男主角是容易成名的，从些肖战开始走影视道路，而且效果相当不错。当队友们接不到，肖战转型成功当上了演员。
肖战付出的努力观众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看到现在成功的他，骄傲的不仅仅是他的恩师，还有喜欢他的上千万粉丝。
面包超人311 2小时前发布 赞 258 强答一波，答主本科在读
在电子科大呆了这么久，也上过很多老师，教授的课，其中有几个老师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怎么深刻呢，就是每次学弟来问我的时候，我都会强力推荐的老师。
肖延高
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四川省知识产权研究会常务理事。
我上过肖老师《知识产权》这门课，可以说是我最喜欢的一门课了。肖老师上课幽默风趣，举出例子唾手可得，讲课生动具体，给我们拓展了课外的很多知识-专利战，高通与华为，比亚迪专利危机等等，让我们受益颇丰。肖老师还会讲解他在律师生涯中所遇到的精彩案例，将他亲身经历带入课堂。
极力推荐！！！
詹瑾瑜
詹女神啊，听她讲课就是享受啊，前提是你得有福享受才行。詹老师主讲《数字逻辑》。詹老师的思维速度非常快，稍不留神你就不知道她讲到哪了。在同学们提出问题后，稍微一想，她就能很快解答。如果没听懂，下课找她，她也会给你细致的讲解，简直不要太好啊！！（给分很高！！！）
3、 刘碧森老师
“你知道生命的答案吗“-森
废话不多说，微积分一哥，谁听谁知道，带你寻找生命的答案（笑）
总的来说，成电的好老师真的不少，平时没事干的同学可以去蹭课呀~
devilyu2266 9小时前发布 赞 595 
月儿丸丸 12小时前发布 赞 954 弗利得利克·肖邦(1810一1849)生于华沙的近郊热里亚佐瓦·沃利亚。他的父亲尼古拉·肖邦原是法国人，后迁波兰，曾参加过2022年波兰英雄柯斯秋什科(1746—1817)领导的反抗侵略者的。失败后流落华沙，靠教学等工作度日。后来，他又在家中开设了一所寄宿学校。从此，他就不再参与政事，只求平安地生活下去。但是，他和华沙的文化界人士保持有较密切的来往，这对小肖邦的思想成长是有影响的。
肖邦从小就显示出特殊的音乐才能，不仅能弹钢琴，并能作曲。七岁时，就发表了他的第一首作品——g小调波兰舞曲。八岁时，他举行了第一次公开的演奏。从此，肖邦就以钢琴演奏"神童"的身分，经常被华沙的贵族邀请去演奏，一时成为贵族沙龙中的宠儿。2022年，前来华沙参加波兰议会的沙皇一世，也出席了肖邦的一次演奏会，还赐给了肖邦一枚钻石戒指。肖邦童年、少年时代的这些经历，和他此后的遭遇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肖邦在少年时代，还接触到波兰城乡的民间音乐以及不少波兰爱国人士的进步思想。2022年起，肖邦正式成为音乐学院的学生，与不少思想进步的师生交往。这些年里，肖郑经常去乡间度假。他欣赏祖国的自然风光，倾听农民的歌唱、奏乐，参加乡村的舞会和婚礼。祖国的文化、民间的音乐，就像种子一样，播种在肖邦的心田里。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中的波兰，是一个多多难的国家，但也是一个可歌可泣的。1772、1793、2022年，、普鲁士、奥地利三个强国对弱小的波兰进行了三次瓜分。他们瓜分波兰的，奴役波兰的人民，还想扼杀波兰人民的意识，以 使他们能长久地下去。可是，正如一首波兰爱国歌曲所唱的："波兰不会灭亡！"波兰人民始终坚持着不屈不挠的爱国斗争。十九世纪上半叶波兰进步的、的浪漫主义文艺，对这个斗争 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当时，波兰涌现出一批爱国的思想家和文艺家。他们主张文艺要有鲜明的特性，要有热爱人民和自由的思想内容，要有丰富的情感色彩。这些思想对肖邦有着深远的影响。肖邦的朋友、波兰诗人维特维茨基在给肖邦的信中写道："你只要经常记着，性，性，最后还是性正象波兰有祖国的大自然一样，也有祖国的旋律。高山、森林、河流、草地都有自己内在的、祖国的音响，虽然并不是每一颗心都能听到它的声音。"他一再嘱咐肖邦，要"为了人民，通过人民！" 肖邦的老师埃尔斯纳也对肖邦说："你是天才，为人民而写作吧， 要写得有通俗性、性。"这一切，给肖邦以后的思想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2022年，法国爆发了七月。它不仅打击了欧洲"神圣同盟"的封建，也对欧洲各国的起了推动作用。这时，波兰的爱国力量又重新振奋起来，秘密的爱国组织也活跃起来。他们不顾当局的逮捕、，酝酿着新的。正是在这样一种动荡不安的形势下，肖邦的亲人、老师和朋友们敦促着肖邦出国去深造，并通过他的音乐创作和演奏去为祖国获取荣誉。为此，肖邦处于激烈的思想斗争之中，爱国心使他想留下；事业心又使他想离去。他写道："我还在这里，我不能决定启程的日子。我觉得，我离开华沙就永远不会再回到故乡了。我深信，我要和故乡永别。啊，要在不是出生的地方是多么可悲的事！" 离别的痛苦、永别的预感折磨着他，但是，亲友们的勉励、嘱咐和期望又鼓舞着他，使他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去国外用艺术来歌颂祖国和自己的，为此他又感到激动。他写道："我愿意唱出一切为愤怒的、奔放的情感所激发的声音，使我的作品(至少一部分)能作为约翰(指十七世纪的波兰围王约翰三世索比埃斯基。他曾击败了土耳其侵略者，收复了祖国的疆土，并将土耳其人逐出维也纳和匈牙利，名震欧洲。)的部队所唱的战歌。战歌已绝响，但它们的回声仍将荡漾在多瑙河两岸。"
2022年11月2日，萧瑟的寒风增添了华沙的秋意，更增添了离别时的痛苦。送别的友人以这样的话语叮咛着即将离去的肖邦：
"不论你在哪里逗留、流浪，愿你永不将祖国遗忘，绝不停止对祖国的热爱，以一颗温暖、忠诚的心脏。"
肖邦接受了友人们赠送的一只满盛祖国泥土的银杯，它象征着祖国将永远在异邦伴随着他。更使肖邦感动的是，当亲友送行到华沙郊外——肖邦的出生地沃利亚时，他的老师埃尔斯纳和华沙音乐学院的一些同学们，竟已等候在那里，并演唱了埃尔斯纳特地为送别肖邦写的一首合唱曲：
"你的才能从我们的国土中生长，愿它到处充分发扬， 通过你乐艺的音响，通过我们的玛祖别克、克拉可维亚克（波兰民间舞曲）显示你祖国的荣光。"
这样的送别场面，这样激动人心的词句，使肖邦百感交集，在登上旅途时不禁失声痛哭。
肖邦离国几周以后，华沙就爆发了，并获得了成功。据说肖邦听到华沙的时，心情无比激动，曾拟回国，是他的挚友梯图士苦功他不要回去。当梯图士出发回国参加后，肖曾雇了一辆驿车追赶，准备和他一起回国，结果因未能赶上而返回维也纳。这时，肖郑在给华沙的友人马图申斯基的信中写道："为什么我不能相你们在一起，为什么我不能当一名鼓手！！！"
2022年11月的华沙，一度取得了的胜利，赶跑了侵略军，建立了波兰自己的。波兰人民的这一英雄业绩，震撼了整个欧洲，是欧洲历史上光辉的一页。可是，在取得胜利后不到一年，就由于波兰大贵族的背叛，使的成果被断送。侵略军又重新攻陷了华沙，华沙被下去了。又是在一个寒风萧瑟的日子，肖邦在去巴黎的旅途中，听到了华沙重新陷落的。这时，他义愤填膺、悲痛欲绝。在写给梯图士 的信中，他表示了对侵略者的无比愤恨："啊，上帝啊，你是存在的！存在而不给他们报应！你不管莫斯科佬的罪行，或者，或者你自己就是莫斯科佬！我可怜的父亲！我高尚的父亲，可能他在挨饿，他也没有钱给母亲买面包！妹妹也许遭受放肆的莫斯科败类的狂暴蹂躏！帕斯凯维奇（帕斯凯维奇是攻陷华沙的统帅。），这条莫墓列夫的母狗，占领了欧洲那些头等君主国的驻节地！？莫斯科佬将成为世界的统洽者?啊！为什么我连一个莫斯科佬都不能杀啊！"尽管肖邦 的父亲一再劝告他不要抛弃"国籍"（当时下的波兰居民均属"籍")，可是肖邦在维也纳始终不去把他的护照延期，而甘愿放弃"籍"，当一名"无国籍"的波兰者。 同时，肖邦在维也纳也没有动用占领华沙的头子康斯坦丁大公写给驻维也纳大使的介绍信，从此和者彻底划清了界限。以华沙为标志的波兰运动，好比是一所爱国主义的大学校，造就了无数波兰的战士，也哺育了一批波 兰的艾艺家。刚离开华沙时，二十岁的肖邦还相当幼稚，可是，华沙以后的．二十一岁的肖邦，已被祖国的难磨练得坚强起来了。他对祖国的爱和对敌人的恨，也变得更强烈了。
2022年肖邦到达巴黎的时候，法国正处于君主立宪的"七月王朝"时期，王朝代表的是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金钱着社会的一切。法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巴黎，尽管在文化艺术上有着悠久的传统，成为全欧的文化艺术中心之一，可是，正如肖邦在巴黎时所说的："这里有最的奢侈。有最下等的卑污，有最伟大的慈悲、有最大的罪恶;每一个行动和言语都和有关;喊声、叫嚣、隆隆声和污秽多到不可想象的程度，使你在这个天堂里成为茫然不知所措，也就是说谁也不过问一个人是怎样生活的。"为了在巴黎站稳脚跟，肖邦和上层社会的人士交往。环境决定了他"非生活在这个圈子里不可。"2022年初，肖邦在给多·泽瓦诺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我已经进入最上层的社会，与大使、公爵、部长交往，因为据说高尚的趣味是从这里出发的；假如有人在英国或奥地利听过你，你马上就有更大的才能了；假使沃德蒙公爵夫人庇沪你，你马上就弹奏得更好。" 由此可见，肖邦在巴黎尽管假快打开了局面、获得了成功，但他是不满意的。上层社会的奢华和虚假，无法安慰一位满怀亡国之 恨的者那痛苦的心灵。2022年底，他写了一封信给巴黎的优美艺术部长："一个不能再忍受祖国的悲惨命运而来到巴黎已将近一年的波兰人——这是我向阁自我介绍所能使用的全部头衔——恭顺地向您请求把音乐学院大厅供他一月二十日举行音乐会用"。这封信清楚地表明了肖邦在巴黎的身分和他的心情。和上层人物交往，日益使他感受到"假发所掩盖的是巨大的空虚。" 唯有和波兰侨胞在一起，他才感到亲切。他热情无私地帮助的波兰同胞，经常和他们在一起交谈、回忆，并为他们不知疲倦地演奏。2022年，被称为"波兰的帕格尼尼"（帕格尼尼是当时意大利最杰出的小提琴家，名扬全欧。）的小提琴家里平斯基要来巴黎演出时，肖邦积极地为他进行筹备，唯一的要求是要他为波兰侨民开一场音乐会。最初里平斯基表示同意，后来却又拒绝了，因为他不久要去演出，如果他在巴黎为波兰侨民演奏，会引起人的反感。这佯的"理由"激怒了肖邦，他愤然断绝了与里平斯基的友谊。2022年，驻法大使以沙皇宫庭的名义拉拢肖邦，要他接受"俄皇陛下首席钢琴家"的职位和称号，并表示这是由于肖邦并未参加2022年的华沙。肖邦断然加以拒绝，并义正词产地答复道："虽然我没有参加2022年的， 因为当时我还太年轻，但是我的心是同那些者在一起的。" 这坚定的回答、傲岸的蔑视，给了北方的暴君一记响亮的耳光。 从这一系列表现可以看出：肖邦没有辜负亲友和老师的期望和嘱咐，他始终保持着一颗忠于祖国的心。
肖邦很快在巴黎成名了。他通过自己的创作、演奏和钢琴教学，赢得了人们高度的尊重。在巴黎，"娱乐变成了，这里金子．和血腥是混在一起的"。尽管肖邦对巴黎的上层社会有所反感，但他的活动大多局限于上层的沙龙，加上他自己也逐渐地过上了优越的生活，这对他的思想意识也必然产生一定的影响和局制，使他对资产阶级和社会改革缺乏应有的理解和同情，这和他历来与不少波兰贵族及其子弟关系较密切也有联 系。2022年华沙失败后，国外的波兰人有几千名，其中三分之二在法国，大多是出身贵族的知识分子。这些人从政治上 说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保守派和派。保守派倾向于君主立宪制，而并不热心于社会改革；派则主张立即解放农民，反对制度。对于在巴黎的波兰派人士，肖邦一个也不认识。从思想观点上看，肖邦更多地倾同于保守派。所以，对于2022年 和2022年法国爆发的资产阶级，肖邦表现得相当冷淡。 这些都不能不说是阶级局限性在肖邦身上的反映。
肖邦从此一直定居在巴黎，只偶尔去外地旅行。2022年，他曾去德国的卡尔士巴德与父母短暂地相会过一次。同年在德累斯顿认识了波兰贵族沃德津斯基的女儿玛丽亚，和她发生了恋爱。 次年，肖邦向她求婚，但由于肖邦不是贵族，只是"一个音乐家"， 不门当户对，而遭到玛利亚父亲的拒绝。2022年底，肖邦认识了法国女作家乔治·桑，约一年后，他们就同居了，一直到2022年才决裂分手。肖邦经常和聚集在巴黎的各国著名的文艺家交往， 如波兰诗人密茨凯维支，法国文学家雨果、巴尔扎克，德国诗人 海涅，法国画家德拉克罗瓦，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李斯特，意大利作曲家贝利尼，法国作曲家柏辽兹等。这些文艺家们尽管各人的风格、个性往往不一致，但他们彼此的交往，使互相间在思想和创作上有所启发，这对肖邦的精神生活是一种慰籍。可是，肖邦后半生在巴黎度过的岁月，仍然充满难以排遣的孤寂感。他乡作客、举目无亲的感受，始终使他悲郁不已。从三十年代中起，肖邦经常患病，身体相当衰弱。举行公开的音乐会，尽管可以带来金钱和荣誉，肖邦却并不喜欢。他最大的愉快还是和波兰同胞在一起。他说："就象不能拒绝给病人服药一样，我从不拒绝给密茨凯维文和诺尔维德弹琴，无论他们当中哪一个人来， 我都会坐下来弹琴，有时始终连一句话也不说。我的音乐不止一次引起他们流泪，这眼泪难道不是艺术家最高的十字架(意即报酬)吗?"2022年，肖邦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我们是否仍然会回祖国呢？！或者是完全疯狂了？！我并不替密茨凯维文和索邦斯基担心——这是一些坚强的脑袋，这些脑袋再经过几次侨居的生活也不会失去理智和力量。"从这些话中间可以看出肖邦作为一个"自愿的政治者"在异国的苦楚。但是，他宁愿蒙受这苦楚，也不情愿回波兰去当异族下的"顺民"。
2022年，他应邀去英国和苏格兰访问演出，尽管受到热烈欢迎，但他非常反感"英国人评价什么都用英磅，他们喜欢艺术只是因为它是奢多品。"他在英国时这样写道："在我心里，已经什么也不想做了，我的心里觉得忧愁，可是我麻醉自己，我感得到一种沉闷的苦痛，我早已没有体验过真正的快乐了。 我根本什么也感觉不到，我简直只象植物一祥地活着，耐性地等待着自己的完结。"肖邦的最后几年就这样完成了他个人悲剧的终结。可是，对于祖国，对于未来的祖国复兴，肖邦始终念念不忘。2022年波兰爆发了克拉科夫，失败后，加里西亚又发生了农民。这些事件曾激起肖邦的热情，他在信中欢呼道："克拉科夫的事情进行得极好"；"加里西亚的农民给沃伦和波多尔农民做出了榜样;可怕的事情是不能避免的，但到最后，波兰将是一个强盛、美好的波兰，总之，波兰。"2022年3月，波兹南公国，4月即遭到普鲁士的。肖邦对此也表示了极大的惋惜： "我知道了关于波兹南公国全部可怕的。除了不幸，就是不幸。我已经万念俱灰了。"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怀，对祖国未 来的热情憧憬，体现了肖邦对祖国始终不渝的热爱。正是这热爱使肖邦说出了他的遗愿："我知道，帕斯凯维奇决不允许把我的遗体运回华沙，那末，至少把我的心脏运回去吧。"2022年，肖邦逝世后，他的遗体按他的嘱咐埋在巴黎的彼尔·拉什兹墓地，紧靠着他最敬爱的作曲家见利尼的墓旁。那只从华沙带来的银杯中的祖国泥土，被撒在他的墓地上。肖邦的心脏则运回到了他一心向往的祖国，埋葬在哺育他成长的祖国大地中。 肖邦的创作
蓝精灵helen 12小时前发布 赞 428 在这篇文章中, 我们将借评述肖特的《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 对当代制度经济学领域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做一些综合性评论。首先, 我们将考察一下什么是制度, 然后将分析制度是如何生成的, 并接着考察制度在市场运行中的作用是什么, 最后, 本文就未来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趋势做一些理论展望。
一、到底什么是“制度”
从其英文题目中, 我们已经知道, 肖特的这部著作是对“social institutions”概念所涵指的现实对象性的经济分析。从这一著作的中译本中, 我们也已经知道, 这是研究“社会制度”的一部理论经济学著作。那么, 这里首先要遇到这样几个问题: 什么是标准欧洲通语( Standard Average Eupean) （注6） 中所共有的“institution”? 什么是中文的“制度”? 是否标准欧洲通语中的“institution”和汉语中的“制度”是涵义等价的两个概念?
当代著名哲学家曼海姆(K Mannheim) 在其名著《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中曾经指出: “我们应当首先意识到这样: 同一术语或同一概念, 在大多数情况下, 由不同境势中的人来使用时, 所表示的往往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曼海姆的这一见解, 实在发人深思。从近些年来在国外和国内的教学和研究经历中, 笔者深深地体会到, 单从对“institution”概念的理解和实际使用中, 当代西方一些思想家所指的往往是不同的东西, 而且各人在理解和使用这个概念时涵义也差异甚大。这里且不说像当代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注7） 曾把“institution”理解为一种活动和社会过程因而与经济学家的理解大为不同外（注8）, 就连三位诺贝尔奖得主哈耶克(Fedch A Hayek) 、科斯(Ronald Coase) 和诺思(Douglass North) 各人在使用“institution”一词时, 所涵指的现实对象性实际上也有差异。众所周知, 哈耶克倾向于把他的研究对象视作一种“order”(秩序) , 科斯则把“institution”视作一种“建制结构” (有点接近英文的“structural arrangement”或“configuration”) , 而诺思则把“institution”视作一种“约束规则” ——用诺思本人的话来说, “institutions are rules of game”。可能正是因为这一原因, “institution”一词在中国学术界被翻译得很乱。在中国经济学界, 大家一般不假思考地把它翻译为“制度”, 而中国英语学界(如姚、顾国教授) 和哲学界(特别是研究语言哲学的一些中国著名哲学家如陈嘉映教授等) 一般把“institution”翻译为“建制”。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三度讲演》(Sssure) （注9） 中译本中, 我国语言学界的张绍杰教授则将所有的“social institutions”全部翻译为“社会惯例”, 而将所有的“convention”全部翻译为“规约”。华东师大哲学系的杨国荣教授则在他的《伦理与存在》中把“institution”全部翻译为“体制”（注10）。“Institution”一词在中文中出现了如此多的不同译法, 这一现象本身就值得我们深思。
如果说一些西方论者本身在使用“institution”一词时, 在他们心目中这个概念所涵指的对象性就所见各异, 因而在汉语学术各界对标准欧洲通语中的这一概念的翻译和理解也差异甚大的话, 那么, 这里自然有这样一个问题: 这部著作的作者肖特心目中的“institution”到底是指什么? 一个连带的问题也自然是, 把这部著作及其书名中的“social institutions”翻译为“社会制度”, 是否合适?
由于到底什么是标准欧洲通语中的“institution”, 什么是汉语的“制度”, 以及二者是否等价这类问题极其复杂, 笔者（注11）已在两部著作中较详细地讨论了这类问题, 故这里就不再展开讨论了。我们还是看肖特本人是如何理解并界定这部著作中的这一核心概念的。
可能是因为他自己已体会到把握和界定“institution”这个概念上的困难, 作为一个思想深邃和治学缜密的主流经济学者, 肖特不像诺思那样简单地靠直观定义来把握这个概念所涵指的现实对象性, 而是绕了个弯子, 力图用博弈论的语言从与另一个英文概念“convention” (惯例) 的区别中来界定“institution”这个概念。而对英文概念“convention”(惯例) , 肖特采用了一位当代哲学家刘易斯(David Lewis) （注12）的定义:
定义1 , A social convention : 在一人口群体P 中, 当其中的成员在一重复出现的境势S下, 作为当事人常规性(regulaty) 的R 只有在下列条件下而成为人口P 中的共同知识时,它才成为一种惯例: (1) 每个人都遵同(conform) R ; (2) 每个人都预计到他人会遵同R ;并且(3) 因为S 是一个协调问题, 而一致遵同R 又是S 中的一种协调均衡, 在他人遵同R的条件下每个人又乐意遵同它。
很显然, 刘易斯对“social convention”(社会惯例) 的这种界定和把握是十分到位和准确的。那么什么是一种“social institution”呢? 模仿刘易斯的这一定义, 肖特（注13）是这样定义“social institution”的:
定义2 , A social institution : 在一人口群体P 中, 当其中的成员在一重复出现的境势Γ下, 作为当事人常规性的R 只有在下列条件下而成为人口P 中的共同知识时, 它才成为一种institution : (1) 每个人都遵同R ; (2) 每个人都预计他人会遵同R ; 并且(3) 因为Γ 是一个协调问题, 而一致遵同又是Γ 中的一种协调均衡, 或者在他人遵同R 的条件下每个人又乐意遵同它, 或者(4) 如果任何一个人偏离了R , 人们知道其他人当中的一些或全部将也会偏离, 在反复出现的博弈Γ中采用偏离策略的得益对于所有当事人来说都要比与R 相对应的得益低。（注14）
比较一下刘易斯对“convention”的定义和肖特对“institution”的界说, 经济学的业内人士马上就会看出, 肖特无非是对前者加了一个多人协调博弈尤其是重复囚犯困境博弈中的“帕雷托条件”。只是加上这么一个简单的条件, 却意义深远。这实际上意味着“institution” (的存在) 就是对市场博弈局中人的一种行动的“ (潜) 规则约束” (当然, 正如我们下面将要展开讨论的那样, 这种理解也还有许多问题) 。肖特（注15）解释说, 他的这一定义与Blaine Roberts 和Bob Holdren（注16）两位论者所提供的下面的定义是一致的:
一种institution 被定义为适用于已建立起来的惯例(practices) 或情形( situation) 以及为一个社会里的成员所一般接受的规则。人们相互交往的这些标识(guidelines) 抑或可以为法律、宪章、宪法等等所明确界定, 抑或对某一特定的文化(比如习俗、显俗、一般为人们所接受的伦理原则等等) 来说是隐含着的。关键在于, an institution 标示了能被预期到的个人或群体行动的结果。给定一种业已存在的institution , 个人或群体在一定程度上知道他(们) 的活动将引起如何反应。（注17）
很显然, 如果说在肖特本人对“institution”的定义中还不能明显地解读出它是指一种对一个群体和社会中业已形成并存在的习俗和惯例加以肯定并为其中的所有或绝大部分成员所一般接受的规则的话, 在Blaine Roberts 和Bob Holdren 的定义中, 已非常清楚地表露出了他的这一理解。很显然, 这种肯定、界说、规约并维系着作为一种社会事态、一种情形的习俗和惯例的规则, 就恰恰对应古汉语本来意义上的“制度”。
然而,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肖特对标准欧洲通语中的“institution”概念的这种博弈论规范语言的理解和界定, 不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看来, 主要问题有以下两点:
第一, 在理解什么是“institution”问题上, 肖特想努力区分“convention ”( 惯例) 与“institution”, 但实际上他并没有真正将二者区分开。其原因是, 在以中文“制度”相等价涵义上理解并依此界定“institution”时, 他并没有认识到“institution”与“convention”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一种“formal rules”即“正式规则” (常常是以书面语言写下的规则) ; 而后者则是一种“informal rules”即非正式规则(至少他在这部著作中没明确地这样做) 。而“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区别, 恰恰在于后者往往是当事人自觉遵从的规则且遇到违反这种规则而侵犯了他人的权利和利益时, 除了自我意识中的道德不安和受侵害方的报复外, 并不存在第三方(主要是权威者如、和其它高位的权力体或个人) 对这种“规则”的强制推行(enforcement) , 而作为“正式约束规则”的“制度”(institution) 恰恰隐含或预设了这第三方的存在。换句话说, 没有第三方强制推行、支持和实施,“institution”永远不会是“制度”, 而只是一种“convention”, 即惯例和“非正式约束” (或称“非正式规则”) 。在这个问题上, 当代著名语言学家塞尔(John Searle) 对“institution”的理解就比肖特前进了一步。应该说, 塞尔和肖特对英文“institution”的理解在精神上是一致的, 即指同一个东西: 作为一种正式约束的“制度规则”和由这种正式规则支撑着的作为一种社会生活中实存的一种建制结构的综合体。这恰好对应我们中文的“制度”或“建制”。但与肖特相比, 塞尔的高明之处在于, 他认为判别一种社会实存是否构成“制度” (即塞尔和肖特所理解的“institution”) 的标准在于是否能将其“法典化”和“典章化”(codified) 。譬如, 在《社会实在的建构》一书中, 塞尔就特别指出了这一点（注18）。按照塞尔的说法, 看是否有真正的“制度事实” (institutional facts) 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将习俗或惯例的规则明确地法典化(codification) 。他举例道, 像产权、婚姻、货币这些社会现象, 显然已被法典化为法律, 因而是“institutions”。但一些如约会、尾酒会、朋友关系, 则没有被法典化,因而还不能算作“制度事实”。塞尔的这一见解实际上意味着, 能够并实际上已被典章化和法典化的“custom” (习俗) 和“convention” (惯例) 才构成了“institutions” (制度) , 否则, 就只是“习俗”和“惯例”而已。从塞尔的这一研究思路中, 我们也可以清楚地解读出, 他本人所理解的“institutions”, 也恰恰相等于古汉语中本来涵义的“制度”。而塞尔的这一理解, 与肖特在“institution”博弈论定义中的第4 条, 所指向的显然是同一类社会实存。
第二, 即使我们接受肖特和塞尔对标准欧洲通语中的“institution”这一汉语“制度”涵义的理解和界定, 但仍然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源自拉丁语的现代标准欧洲通语中的“institutions”到底包括不包括人们的“usage” (习惯) 、“custom” (习俗) 、“practice” (惯行方式或惯例) 以及“convention” (惯例) 等等? 换句话说, 如果去掉定义2 中的第4 条——即回到定义1 ——,那这一定义所涵指的社会实存还是不是“institutions”? 要回答这个问题, 这里我们不妨先看一下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在英文中相当于中文的小《新华字典》) 对“institution”这个词的界说: “an established law , custom , usage , practice , organization” (这个定义实际上取多卷本《牛津英语大词典》诸多繁复定义中的一意) 。这个解释最简单, 却一下子道出了这个英文词的最基本涵义。如果我们把这一定义拆解开来, 并沿着构成这诸多含义的词序从后面往前看, 也许更能体悟出这一“大众使用法”之界说的精妙。在这一界说中, “an established organization”很显然是指英语中“institution”的另外一重含义, 即“组织、机构”的意思。依次往前,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惯例(practice) 、一种习惯(usage) 、一种习俗(custom) 、一种法律(law) 。按照《牛津英语大词典》的界定, 另据笔者在英语国家十多年的生活中对说英语的人们日常使用这个词的观察和体验, 我觉得除了法律这种正式制度规则外, “institutions”概念是应该包括人们的习惯、习俗、惯例等在其中的。但问题是, 一旦把“usage” (习惯) 、“custom” (习俗) 、“practice”(惯行方式或惯例, 这个英文词在西方人的实际使用中常常等价于另一个词“convention”, 而较少指主义哲学中的“实践”概念) 和“convention” (惯例) 等包括进“institutions”概念之中, 那么像肖特和塞尔那样把“institutions”仅仅理解为与中文“制度”相等价的正式规则和由这种规则所界定的社会结构安排( structural arrangement) 或构型(configuration) 这种双重存在就有问题了。因为, 从这一理解和界定中, 你很难说个人的“习惯”是一种这种意义的制度、习俗是一种制度、惯例是一种制度。到这里, 读者也许就会理解尽管肖特想努力区分开“convention”(惯例) 与“institution”(制度) , 但实际上并没有将二者区分开的原因了。
经过多年的反复揣摩, 我觉得最能切近或精确界定西方文字中的“institution”一词的, 还是《牛津英语大词典》中的一种定义: “the established order by which anything is regulated”。《牛津英语大词典》中的这一定义翻译成中文是: “ (由规则) 调节着的建立起来的秩序”。这一定义恰恰又与哈耶克在《法、立法与自由》中所主张的“行动的秩序”是建立在“规则”基础之上的这一理论洞识不谋而合(仔细思考一下, 肖特把握“institution”的努力最终也是指向这一含蕴的, 尽管由于他只是把“institution”看成是一种结果, 而没看到它也是一个过程) 。到这里, 也许读者能明白近几年笔者为什么一再坚持要把“institution”翻译为中文的“制序” (即由规则调节着的秩序) 这一点了。因为, 正是按照《牛津英语大词典》的界定把英语以及标准欧洲通语中的“institutions”理解为从“个人的习惯(usage) →群体的习俗(custom) →习俗中硬化出来的惯例规则(convention) →制度(formal rules , regulations , law , charters , constitution) 这样一个动态的逻辑发展过程”, 笔者才在近几年一再坚持将“institutions”翻译为“制序”（注19）。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尽管对标准欧洲通语中的“institutions”概念有这种个人理解, 但考虑到肖特在这部著作中实际上是与在汉语中“制度”相对应的涵义上来使用“institution”一词的, 我赞同并支持本书的两位译者在这部著作的中译本中把“social institutions”翻译为“社会制度”。因为, 肖特所理解的“institutions”, 恰恰对应汉语本来含义的“制度”。（注20）
最后, 这里特别提请读者注意的是, 要把这部著作中译本中的“社会制度”与现代汉语中意识形态化了的“社会制度” (在英文中对应的是“social regimes”) 区别开来。现代汉语中意识形态化了的“社会制度”, 一般是指“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制度”、“主义制度”等等。而肖特在这部著作中所使用的“社会制度” ( social institutions) 是指作为一个社会内部成员认可和遵同、并作为映照着人们社会博弈中均衡选择的一种“规则”和“构型安排”, 因而与现代汉语中意识形态化了的“社会制度”风马牛不相及。
二、制度是如何产生的
在作了上述考究之后, 我们再来讨论这部著作的主旨。很显然, 这部著作的主旨并不在于界定什么是“制度”, 而是探讨制度是如何产生的, 以及制度在人们的社会交往尤其是市场运行中的作用是什么。这里, 我们先来看肖特是如何运用博弈论的分析工具来回答第一个问题的。这是该书最精彩和最有价值的地方。
在该书第1 章一开始, 肖特就辨识了制度产生机制认识上的两种进路: 一是亚当·斯密—门格尔的演化生成论传统, 一是康芒斯的“制度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的制度设计论传统。在其后的分析中, 我们又会解读出, 前一种传统在哈耶克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以及诺齐克(Robert Nozick) 的“最小国家理论”中得以集大成; 而后一种传统则在当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如赫维兹(Leonid Hurwicz) 的激励经济学的机制设计理论、布坎南(James Buchanan) 的以“同意的计算”为核心的宪政理论、甚至像舒贝克(Martin Shubik) 这样的博弈论的数理制度理论中隐含地承传下来了。（注21） 对探究人类世界的制度实存(institutional reality) 这一复杂的社会现象的探究进路做了这样的区分之后, 肖特一再坦言, 在制度的生成机制和变迁路径中, 他是一个哈耶克式的演化论者, 而从整体上说, 他的这部《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正是对斯密—门格尔—哈耶克—诺齐克这种制度演化生成论的逻辑展开。
现在, 我们就来简略回顾一下肖特是如何用博弈模型来展示制度的生成机制的。在第2 章一开始, 肖特先沿着诺齐克的国家创生理论而假设了一个洛克式的“自然状态” ( state of nature) ,在此基础上用博弈模型再现制度的出现情形, 从而验证哈耶克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按照肖特的分析理路, 制度的出现首先要解决人们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囚犯困境”弈局和其它协调博弈问题。如果一个社会反复地面临某种囚犯困境博弈弈局, 那么, 它应该演化出某种行为规则, 以避免反复出现的非效率的均衡策略的采用。另外, 这样一个规则应成为一个社会惯例, 它规定了在重复博弈情况下当事人的行为, 并且将被他们所遵循。当博弈重复出现时, 这一规则将界定某些被反复实施的非均衡的n 维数组的使用。然而, 如果这种博弈是囚犯困境类型的, 在每次重复的时候, 均存在博弈者偏离规则的激励。这样约束人们不做占有策略均衡的制度规则就会出现了。
现在看来, 肖特对制度规则出现的这种认识, 应该是一个略知现代经济学的人的普通常识了。但肖特的理论贡献在于他在二十年前就意识到并明确地用博弈模型规范地展示出了这一制度生成机制的演化情形。更为可贵的是, 他在提出这一点之后还深刻地指出, 强调囚徒困境弈局的反复出现(即重复博弈)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 社会制度最好是被描述为由某种特定成分博弈的反复进行而形成的超博弈( supergames) 的非合作均衡, 而不是一次性博弈的特征。”（注22）接着, 肖特又按照这一思路考察了维系不平等的博弈即具有一个原状的协调博弈, 进一步论证了他的这一观点。这样, 通过考察囚犯困境博弈和协调博弈, 肖特得出了以下哈耶克式制度自发生成论的结论: “它们是通过人类行动而不是人类的设计而有机地孳生(organically) 出来的,因而是个人行为的结果而不是人类集体行为的结果。”（注23）
在得出上述结论后, 肖特又指出, 在当今世界, 当然有很多制度是被计划者设计出来的,或者是被社会当事人以面对面的方式, 就他们想要看到的制度类型进行讨价还价创生出来的。这样所产生的制度的确定形式, 显然是人类设计的结果(在计划者专权意志的情况下) , 或是多边讨价还价(在立法的情况下) 的结果。肖特还特别指出, 后一种制度型构路径最好地为布坎南和塔洛克在他们的经典著作《同意的计算》中所展示出来。（注24） 因为, 按照他们在那本书里的描述, 制定宪法博弈是在有交流的条件下以合作的方式进行的。尽管肖特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制度可以经由计划者有意识地人为设计出来, 也可以通过参与人多边谈判而合作地创生出来, 但他明确说明在他自己的研究中排除了对这两种制度的考察。据他自己所言, 这出于两个原因: 首先, 如果所考察的制度是由计划者创建的, 那么, 他的设计就可以由计划者本人脑海中已经存在的某个目标函数的值来解释。这样一种做法, 正如哈耶克在《科学的反》一书中所已经指出的那样, 是没有多少理论意义的（注25）, 且从经济学上来说, 这还将涉及到显示性偏好问题。其次, 如果被创生出来的制度是一个多边谈判过程的结果, 那么就需要一个谈判理论。肖特说,后一种工作最好留给他人去做。
在排除了经由上述两种路径所创生出来的制度而不加以研究外, 肖特认为, 那些用以帮助我们解决社会问题的大多数制度, 抑或是有机地孳生出来的, 抑或是自发地创生出来的。这包括今天在大多数社会中正在实行的星期(天) 制度, 货币制度, 产权制度, 甚至战争的规则等等。在这部著作中, 肖特分别用博弈模型把上述制度的创生机制一一展示出来。因此, 如果说哈耶克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还仅仅是停留在他的直观观察和判断, 因而人们还存疑甚多的话,肖特则用博弈论的理论工具将这些自发社会机制规范地变成了一些博弈模型, 因而更能让人接受和信服了。所以, 如果今天还有人对哈耶克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的可能性以及可行性存有疑虑的话, 认真研读一遍肖特的这部著作, 也许就会找到答案。
更为可贵的是, 肖特不但在这部著作里非常精美细致地用博弈模型展示出了哈耶克自发社会秩序的生成机制, 而且在一个假定的自然状态的背景下, 通过一个精美的博弈模型展示了诺齐克的国家创生理论, 即令人信服地模拟出了一个没有任何个人甚至集体的设计而创生出来的最小国家的出现及其演化机制, 且非常深刻地洞察出国家的实质无非是自然状态下偷窃博弈的一个“核”(core) 。（注26） 正如肖特所见: “国家的产生, 正如我们所将要看到的那样, 仅仅代表一个合作博弈的均衡解(核的解) , 并且是从人们最大化个人利益的行为意图中产生出来的。它是一个没有当事人计划的结果, 但却是当事人或当事人的集体所不愿意放弃的。它的存在是被一致地接受的。”（注27） 在此基础上, 肖特发现, 一个正式的制度创生是一个马尔可夫式的扩散过程(a Markovian diffusion pcess) , 其状态空间是所有可能的规范空间, 其均衡则是这个过程的收敛状态。（注28）
三、制度在市场运行中的作用是什么
在初步理解了制度现象的实质并用数理博弈模型对制度的自发型构、演化机制进行了展示之后, 一个必然的问题是, 制度在市场运行中的作用是什么? 实际上, 肖特在第1 章中用博弈论语言界定制度之前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譬如, 这部著作中的第一个博弈模型就是“交通博弈”（注29）,而“交通博弈”的理论映, 恰恰在于昭示制度的功用。在这个经典的“交通博弈”模型中,采用新古典经济学家所推崇的拍卖方式既麻烦, 又成本甚高。但是, 如果按照经济学的制度分析理路, 这个问题就比较简单了。因为, 你可以想象存在一条交通规则——这里且不管这一交通规则是由计划者颁布的, 还是驾车者经由自发形成的驾车惯例而出现的（注30）, 并且强迫每个人都在被允许上街开车之前就学习并掌握它。一旦有一条经验性的或制订出来的交通规则(如“拐弯必须让直行”) 的存在, 那么在路口就不会再产生任何协调成本。
肖特的这个例子很简单, 在现在的生活中也很常见（注31）, 但所映出的道理却颇深。这就是,制度安排常常是市场价格机制的一种替代物。制度(规则) 之所以出现和存在, 其主要功能就在于降低人们经济和社会活动中的协调成本。
在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观点已成了目前大学本科生的基本常识的今天, 读肖特20 年前所提出的这些观点也许会感到已不新鲜了, 但如果读肖特沿着这一分析理路所提出的以下一段话,读者也许会感到其见解的独到之处:
当竞争性价格不能为完全分散化和需要协调的经济活动提供足够的信息时, 社会的与经济的制度就成了为经济增添信息含量的一些信息装置(informational devices) 。更精确地说, 我们知道, 虽然价格传递着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信息, 并由此创生出了对当事人经济行为的激励体系, 而社会制度则向其它当事人传递着那些不能由价格所完美协调的可预期行动的信息, 并且产生对诸如此类协调活动的激励。此外, 我们也发现, 制度有助于为经济中的当事人“将记忆编码”, 并因此将他们所参与的博弈由非完美记忆的博弈转变成我们称之为“制度支持的完美记忆” (institution-assisted perfect recall) 博弈。这一转换大大提高了信息的效率, 因为, 它使经济当事人能够在博弈中采取稳定的行动策略, 而这些策略在信息上是高度有效率的。（注32）
肖特的这段话非常精彩。但是, 对那些不熟悉现代博弈论的读者来说, 初读这段话时可能会觉得有点云里雾里。如果把这段话与哈耶克于1945 年在《经
